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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次 历史版本 3个 创建者:旭媛媛2011-10-9 11:38:22 最新编辑:烟火2011-12-12 9:04:19
聂耳
拼音:Niè ěr(Nie er)
同义词条:聂守信,聂子义
聂耳
聂耳
 
 
 
  
  聂耳1912年2月14日生于云南玉溪,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自幼喜爱音乐,笛子、胡琴、三弦、月琴、小提琴、钢琴等乐器他都会演奏,熟悉传统乐曲。1928年后,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公开和秘密的革命活动。为逃避搜捕,于1930年7月潜离昆明,经越南转赴上海。

  
 
 

人物简介


  聂耳四岁时,父亲便病故了,家境贫苦,艰难。坚毅的母亲,不仅含辛茹苦,承当着全部家务劳动,而且从不放松对儿女的教育。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给孩子们讲岳飞、《柳荫记》、《孟姜女》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母亲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这些低徊哀婉的歌声,象潺潺小溪一样注入聂耳幼小的心房。成为他音乐艺术的启蒙教育。聂耳家附近,有个姓邱的木匠会吹笛子。那悠扬笛声常常使聂耳入迷,后来,他和邱木匠熟识了,就利用课余时间跟他学吹笛子,不久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音乐,启迪了聂耳的智慧,也丰富了他的生活。在学校他被推为“儿童乐队”的指挥;在家里他和两个哥哥成立了“家庭小乐队”。课余或假日,他们常常结伴到西山、金殿等风光秀丽、环境清幽的地方练习合奏,有时,吃过晚饭,他们坐在翠湖堤上,一会儿合奏,一会儿独奏,一会唱歌,通宵达旦,尽欢而归。 一次,聂耳路过一座庙堂,遇上庙里的乐师们正在演奏“洞经调”。那曲调时而高昂欢快,时而低沉忧伤,穿插其间的打击乐,节奏明快,动人心弦。洞经调虽是庙堂音乐,但它包含厂不少民间音乐的精华,爱好音乐的聂耳被吸引住了,久久舍不得离去。忽然,他发现乐师中有个吹笛子的人,是他家过去的老邻居。他喜出望外。事后,他带上纸和笔,找到这位吹笛子的乐师,恭恭敬敬地请他一段一段口述,自己将曲谱记录下来。后来,聂耳在上海创作的器乐曲《翠湖春晓》,其意境有他与伙伴在翠湖堤上演奏时获得的神韵,也有这洞经调的“影子”。1927年,聂耳考进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不但搞音乐也演话剧。他的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这支歌曲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已显露出他的才华。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接触小提琴,常常到西山美人峰下孜孜不倦地练琴。1932年11月,他从北平又回到上海,先后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为电影配音和作曲。这一时期,由于他和许多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经常接触,思想进步更快。上海“苏联之友社”成立音乐小组后,他和任光、张曙等积极参加了音乐小组的活动。后来,他又和任光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木才华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一生中的创作,绝大部分都是在1933一1935年之间完成的,这期间,正是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候。聂耳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他创作的歌曲中,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民族的怒吼。 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这年,他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并担任导演和主演;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卖报歌》等。1935年,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又为电影《逃亡》作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创作出了三十余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歌曲。1935年7月17日,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3岁。

生平简介

聂耳雕像
聂耳雕像

  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原籍云南玉溪。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溺水而卒。聂耳从小喜爱音乐(改名为“聂耳”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耳朵特别灵)。

  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

  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

  1927年入云南第一师范学习,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并开始学习小提琴。

  1931年入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

  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苏联之友社)。这时期他还自修了和声学、作曲法等作曲理论。

  1933年开始为左翼电影、戏剧作曲。同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唱片厂前身)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

  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

  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37首歌曲,大多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准确地塑造了工人、歌女、报童等劳动群众的音乐形象。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聂耳的这些歌曲,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有《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码头工人》、《新女性》、《毕业歌》、《飞花歌》、《铁蹄下的歌女》、《卖报歌》、《梅娘曲》等。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性。他的音乐创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明确了方向,树立了榜样。

生平事记

永远的聂耳
永远的聂耳

  1912年2月15日(农历辛亥年12月28日),聂耳出生于云南省玉溪市。他的父亲聂鸿仪(字翼廷)是当地的一位中医师,兼营一家小药铺,名叫“成春堂”。他的母亲彭寂宽(傣族),原主要从事家务,并协助其夫经营医务。聂耳乳名嘉祥,学名守信,字子义。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他在男孩中排行第四。
 
  1916—1917年

  1916年7月17日聂耳的父亲病故,家庭经济立即陷入困境。后依靠他母亲的努力,通过了医生鉴定的考试,获得正式挂牌给人治病的资格,同时仍兼成春堂制药、卖药的经营,勉强负起全家的经济重担。聂耳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学习非常刻苦努力,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初小结业后,因生活艰难,无法按学校的规定缴纳童子军服装费,被迫转学。
 
  1922—1925年

  1922年春,进入昆明私立求实小学高小部学习,由于他的成绩优秀,得到减免学杂费的待遇。他从小就明显表露出对音乐的爱好,先后向其家人及邻居邱木匠学习民族乐器(竹笛、二胡、三弦、月琴等)的吹奏并对当地民间音乐(如滇戏、花灯、洞经调等)开始接触。热情投入求实小学的课余音乐活动,曾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学生音乐团的指挥等,并曾荣获该校第一号学生奖状。
 
  1925—1927年

  小学毕业,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学习期间热情投入进步学生运动(如参加五卅惨案后援会等),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等。在其作文课业中表现出对时事的关注及鲜明的同情劳动人民的观点。同时,每天晚上参加由法藉教师柏希文所开办的英语学会,进行英语的补习,并向柏氏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积极热情参与校内外的业余音乐活动。
 
  1927年夏

  1927年秋—1928年冬 历经三榜考试,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国语组,主修英语。结识后来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音乐教师的张庾候,开始随张学习小提琴。并与其三哥聂叙伦、友人李家鼎等经常在家里进行民乐合奏等活动。参加学校里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所组织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开始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读物。参加由当地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济难会”,多次从事给被关押的革命同志进行接济等工作。1928年正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及进行有关刻印、张贴传单以及参加示游行等活动。
 
  1928年11月-1929年5月

  1928年11月底,出于投入实际斗争的革命愿望,他瞒着家庭报名参加滇系军阀范石生所招收的“学生军”,秘密离开昆明,中经越南、香港等地,到达湖南的郴州,接受所谓新兵训练。当年底,离开新兵队,任特务连的上士文书。1929年3月随军官赴广州,4月8日被该部队遣散,流落广州。4月中旬,以聂紫艺的名字,考入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音乐班,但入学后发现与其志愿不合,即离所。5月6日,靠朋友的借款,得以返回昆明家乡。1929年5月~1930年7月 回昆明省立第一师范,插入原班继续学习。仍然作为学校的的课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等活动。与张庚侯、廖伯民等友人一起组织九九音乐社。当年10月,开始参加该校的戏剧研究会所举办的一系列中文话剧的演出活动。与其在云南的初恋女友袁春晖结识。在昆明发生大爆炸后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济团的各项针对反动派的斗争,因而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在毕业(1930年)前夕,得悉他有被捕的危险,在其家庭的帮助下于7月10日随云南一商人匆匆逃离昆明,绕道海防、香港、到达上海。
 
  1929年7月-1931年3月

  7月18日到达上海,在云丰申庄从事杂役性的工作,开始没有工资,于8月下旬,才给以每月十五元的低薪。11月,经朋友介绍参加由上海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进步发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1931年3月19日云丰申庄倒闭。失业,四处寻找职业。

  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

  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

  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聂耳基金会

玉溪聂耳音乐广场
玉溪聂耳音乐广场

  “云南聂耳音乐基金会”在聂耳的故乡玉溪成立了,这是为弘扬聂耳的爱国主义精神及艺术思想,促进云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升玉溪城市的文化品位的一件大事。在基金会成立之际,本报采访了聂耳的侄女——云南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聂丽华。她为我们讲述了聂耳一些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肺腑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聂耳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情感世界,及支撑他音乐的正义情怀。

聂耳家人

聂丽华
聂丽华

  聂丽华是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女儿。这位云南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和聂耳一样,都是由同一个老人领大的,聂丽华说:“我是祖母领大的,我的祖母也就是聂耳的母亲。她是个傣族妇女,很会唱民歌小调,她天天唱小调给我们听,就像当年唱给聂耳听一样。我之所以从事音乐,就是她常鼓励我,要像叔叔那样做个音乐家。”“祖母告诉我,从小聂耳就很喜欢她用小唱本唱故事。这些小唱本多由7个字或10个字写成,全部是韵文。”她常常在给聂耳讲《孟姜女哭长城》、《柳荫记》《董永卖身》等故事,讲到高兴的情节时,就用玉溪花灯调“出门板”唱几句;讲到主人翁有不幸遭遇时,又用“全十字”花灯调唱几句。聂耳就是从她那里深深地受到音乐熏陶的。

  在聂耳去世后几年,聂丽华出生了,祖母再一次把音乐的种子种在了她心中。那时,祖母给他们唱民歌、小调,并让他们学会了叔叔聂耳写的《梅娘曲》、《卖报歌》……“咩咩咩!咩咩咩!……你知道我爸爸做不了工病在床,你知道我妈妈卖不出花改了行,留下我小姑娘,孤零零给人放羊,肚饿吃不饱,天冷不给衣裳”,直到现在,聂耳留下的这首《牧羊女》一直都是聂丽华心中最美的儿歌。“与其说音乐细胞可以遗传,不如说家庭的影响能决定人的一生。我就是在聂耳的影响下走上音乐之路的。我13岁进入部队,拉小提琴,后来考上四川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所到之处,人们只要知道我是聂耳的侄女都会说,你就继承你叔叔的遗志,做个作曲家吧。”到头来,聂丽华不但真的做了作曲家,还嫁了个作曲家老公。

  聂华丽的先生曹学安,原来在中央新闻电影片厂工作,后来,在到云南的一次采风中认识了聂丽华,最终与她相知相爱并“远嫁”云南。现在他们的儿子青山也继承了聂耳的遗志,成为一个著名的音乐人。现年36岁的青山曾为韦唯、那英、毛阿敏、谢东等人写过歌,制作过腾格尔与苍狼乐队的首张专辑。他告诉记者,要陪妈妈一块参加基金会的成立仪式,“虽然没有见过爷爷聂耳,但他永远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她后来说,是聂耳改变了她的一生。“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管刮风和下雨,一边走一边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说起《卖报歌》,恐怕没有几个人不会唱,但如果听听聂丽华讲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恐怕还是会有很多人要流泪的。

  聂丽华曾告诉记者,这首歌中唱的小报童是个小姑娘,叫“毛头”。1930年,聂耳到上海后认识了毛头。当时,在上海大街上卖报纸的大都是男孩子,他们喜欢在车站上叫卖,当车到站时,便一哄而上地抢生意。因为毛头个小又是个女孩子,总是抢不过男孩子们。报纸卖不出去,可怜的毛头就不敢回家,一个人坐在车站上哭。“当时,聂耳自己很穷连自己都吃不饱饭,可还是爱帮别人的忙,于是就经常帮毛头卖报纸。”但是,毛头的生意并没因聂耳的帮忙而得到好转,有时,天很冷,出来的人少,报纸就卖不出去。这个时候,善良的聂耳总会把自己所有的钱拿出来,把剩下的所有报纸买走。

  “后来,聂而进了明月歌剧社,不能常常帮毛头卖报纸了,就对毛头说,干脆我帮你写一首卖报歌,别人叫着卖,你唱着卖,生意一定会比别人好的。”聂丽华接着告诉记者,于是,聂耳请田汉的夫人安娥写了词,自己谱了曲,创作了今天这支人人会唱的《卖报歌》。

  “解放后,我参加了聂耳照片的认证工作,在上海见到了毛头。她见到我一句话没说就抱着我大哭,她后来说,是聂耳改变了她的一生。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原来,聂耳还将她介绍到了联华影业公司做了一名演员。再后来,她跟一名导演结了婚。”聂丽华说着,眼睛红了,“通过那次认证工作,我发现,聂耳的人缘很好。聂耳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深入人民的斗争生活,和群众同命运、共呼吸。”

  聂丽华曾告诉记者,大家都知道聂耳是音乐家,知道他在进入上海的艺术界前曾在一家小商店里当过店员,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在上海“卖过烟”!

  1930年7月,聂耳刚到上海时,经朋友介绍到上海的“云丰申庄”当店员。这个工作就是帮云南老板从上海采购纸烟,寄到昆明来销售。“当时,他们也从云南倒烟叶到上海卖。”聂丽华补充道。聂耳曾在同年8月1日的日记中记道:“昨天在精华工厂里装了一天‘联珠’烟,从早进去,五点钟装好了,把货交‘王洪记’付邮。看着大雨将临,各人都担心那三十六个邮包,事实上雨终于没有下成。”

  后来,“云丰”因瞒税寄烟的事实暴露,被上海当局罚款就倒闭了。聂耳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明月歌舞班”招生的广告,就去报考了练习生。

  “当时,云丰申庄的老板也是云南人,姓薛。他的小店倒闭后,生活没了着落,就常常去找聂耳。尽管聂耳在这家小商号工作时,薛老板只供食宿,不给工资,而且每天要劳动达10小时以上,可说是受尽“盘剥”。可是,就在薛老板来找他时,聂耳还是义不容辞地帮助了他。”聂丽华说。那时,聂耳的生活也不好过,常常是有了上顿没了下顿,为了帮薛老板渡过难关,他就把自己惟一的一双皮鞋拿到当铺里当了。当皮鞋的钱没多少,过不了几天,薛老板又来了,聂耳只好又当了他演出时穿的一套西服。

  聂丽华还向记者讲述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聂耳在上中学的时候,一个同学不小心掉河里了,这时的聂耳不会游泳,但还是奋不顾身地跳到河里去救他,水很深,聂耳和同学很快就被水淹没了,幸好,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附近赶来的农民救了他们。

  “聂耳总是很有同情心、很有正义感。当我后来见到他的朋友时,所有的朋友一提到他,就忍不住泪流满面。”聂丽华说着,眼泪慢慢地流出了眼眶。良久,她才哽咽着说,聂耳的音乐中充满了正义感,这和他的为人有很大的关系。

主要作品


  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乐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R.K经常与田汉合作。除义勇军进行曲外,他的代表作品还有:1932年:《进行曲》(口琴曲),《圆舞曲》,《天伦之爱》(歌舞曲)。 1933年:《开矿歌》,《饥寒交迫之歌》,《卖报歌》。 1934年:《走出摄影场》,《一个女明星》,《雪飞花》,《翠湖春晓》,《一个女明星》,《雪花飞》,《翠湖春晓》,《金蛇狂舞》,《昭君和番》,《卖报之声》,《小野猫》,《打砖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飞花歌》。 1935年:《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逃亡曲》,《塞外村女》,《打长江》,《采菱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无题(雷)》,《小工人》,《伤兵歌》,《白雪歌》,《采茶歌》,《茶山情歌》。
 

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的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于国内定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聂耳故事

母亲的歌让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4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在聂耳4岁时,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耳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一定能学会,”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耳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1959年,赵丹在电影《聂耳》里出演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出入“明月”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金焰、郑千里、王人美、黎莉莉、白丽珠、赵丹、周璇、阮玲玉,等等。近观名人,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风头正健”。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天真,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做游戏,输了,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聂耳又“秀”了一下。聂耳最爱看电影,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这在朋友中出了名。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撰写碑文;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否有交往,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1934:“我的音乐年”

  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十分出名。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临到末了他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用“一致地赞许”、“批评甚佳”等火爆字眼,形容自己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的音乐作品。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大家的兴致很高。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在1934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1934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百代时期”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包括聂耳。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百代”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翠湖春晓》,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入天国的聂耳,你有什么新的感想么?

后世评价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聂耳故居

 
聂耳玉溪故居
聂耳玉溪故居
  聂耳故居系聂耳的曾祖父聂连登于清未所建,传至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聂鸿仪去昆明行医,留给聂耳的大嫂王静珍居住。聂耳故居是一楼一底木结构建筑,临街面楼下原为半截砖墙,外有护板,上部为活动木板窗,开为铺面。街面楼下房檐上仍有半截依稀可见的浮雕图案。聂耳1927年初中毕业后,曾随母亲彭寂宽回玉溪,于农历6月22日至7月10日在此复习功课。

    词条分类

  • 按学科分类: 云南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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