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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旭媛媛2011-10-18 14:17:55 最新编辑:旭媛媛2011-10-18 14:17:55
三征麓川
拼音:Sānzhēnglùchuān(Sanzhenglu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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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川今云南德宏瑞丽
麓川今云南德宏瑞丽

  明代“三征麓川”是关系云南以及西南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危的重要事件。明清史家由于对西南边疆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缺乏准确认识,或出于某些政治需要,用政治情感代替理性的史实分析,忽略对事件本身的探究,疏离对引发战争的边疆形势的考察,仅就朝政进行评述,出现了泛朝政化倾向,使这一边疆问题异化为朝廷政治斗争。而当代部分学者误将明清史家带有政治偏见的评论作为第一手史料运用,又使相关研究出现严重偏差。


事件经过


  明朝朱元璋治理云南诸族群的基本原则是“非为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明王朝采取了许多重要的举措,企求在云南的统治长治久安,并且的确取得了超过前代的巨大成就。但是,自明代统一云南以后,当地族群的动乱此起彼伏,不绝于史。

  最大的动乱是在明正统年间麓川(今云南德宏瑞丽)思氏的反叛。至正初年,思可法崛起于勐卯,势力逐渐扩大,于是设置平缅宣慰司,任命思可法为宣慰使。元末,思可法乘中原争扰,兼并金齿各部,称雄一方。

  1382年,思伦法继承职务,1385年思伦法调集10万兵力又攻占景东。1388年,思伦法以5万兵力,大象百余只,发动“定边之战”。沐英率15000精骑,昼夜兼行,直奔定边,大破象阵,歼灭了思氏的有生力量,思伦法败退麓川。1389年,思伦法请降朝贡。为了稳定局势,明朝廷于永乐年初分设麓川、木邦、孟养、缅甸四个宣慰司。以后一直到明宣德年间,各部之间虽然有一些小纠纷,但是大体上安定。1413年,思任法继任麓川宣慰使,他极力想要恢复他的父亲思伦法所失去的失地,多次与邻近的土司发生争端。1438年,镇守云南的黔宁王沐晟开始调集大兵征讨思任法,可军事进展不顺利,主将方政战死,沐晟也因害怕朝廷怪罪而暴死。沐昂再次出兵,但是也无成效。思任法想要派遣使臣进贡朝廷以示修好,但是朝廷想彻底的解决麓川的争端问题,于是在1441年、1443年、1448年三次派王骥率大军征讨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资爵赏不可胜计”。大军三次征讨麓川,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助长了思任法与其他三个宣慰司的争夺。

  1449年,因北方空虚,瓦剌攻入土木堡,明军大败,明英宗被掳走。可以说,瓦剌是“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王骥三征麓川是导致“土木之变”的根源。

明代麓川土司政权的兴起及覆灭

瑞丽土司府
瑞丽土司府

  公元十四世纪,德宏傣族的势力迅速崛起,通过大规模土地兼并战争,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梵化名称为勐果占璧或勐卯勐果占璧,傣语俗称勐卯弄,汉文史书称为“麓川”或“百夷”。、极盛时期,麓川政权势力范围北至永昌、大理,南至勐润(今泰国),西达今印度阿萨姆邦,东至勐老(今老挝)。麓川的扩张,引起朝廷极大的不安,最终导致“三征麓川”之役的爆发,在中国西南掀起了惊天波澜。

  这场持续时间较长,规模浩大的战争,对德宏历史产生着异常深远的影响。但因该历史事件涉及边疆民族问题,加之“左”

  倾思潮的干扰,所以从解放以来,史家一直视麓川战争研究为“禁区”,无人敢越雷池一步。无论是我省史学泰斗方国瑜教授所作的《麓川思氏谱牒笺证》,还是江应樑教授的《傣族史》,都对“三征麓川”的评价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于是, “三征麓川”的硝烟,化为一团难以飘散的历史疑云,长期萦绕在德宏上空。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的“禁区”逐步解冻。1990年7月,在州府芒市召开的一次史志学术会上,我的老师、民族史专家马曜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唐朝征南昭而衰,明朝征麓川而亡。”话音一落,引起我极大的震动,从某种程度上也解开了我研究这段历史的思想禁锢。

  麓川战争是一桩非常复杂的历史事件,曾引起明朝政府与德宏地方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重大历史变化。因此,本文力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不同角度,对该历史事件进行冷静的、多方位的分析研究,以期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麓川的兴起


  雄才大略的思可法

  元朝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勐卯傣族混依翰罕登上勐卯国王位,更名“思翰法”,意为“至高无上的虎天王”,自号“萨玛达”,意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汉文史书称他为思可法。两年后,思可法另建新都“允者阑”,直译“百万之都”,含义有二,一是“有百万人参加建造的都城”,二是“统辖百万臣民的都城”。思可法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事武装,开始了一系列的东征西讨。

  思可法首先向西部进发,迫使允线遮、勐英(在今缅甸新维一带)两个王国与他签订盟约。又用武力征服勐密(今缅甸蒙米特)、景老(今缅甸孟密一带)。

  公元1316年,思可法亲统40万大军向东部挺进,一路所向披靡,元朝官军不能敌。元仁宗闻报,坐卧不安,遣使者前往查问。思翰法对使者说: “我来到这里,只是想请求赐给一点领地和百姓,除此外没有别的意图。”当时元朝帝国已开始走向衰落,元武宗崩驾,其弟元仁宗在宫廷斗争中获胜,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一方面要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一方面又要应付国内各地出现的骚乱。当得知思可法并不想夺江山,就索性答应思可法的要求,划出昆明以西大片土地赐给思可法。

  思翰法得到元帝的赏赐便返回勐卯,但扩大领地的强烈愿望,使他无法安定下来。

  公元1317年,思可法挥兵朝德宏东南方向进发,征服了泰国北部的景迈、景线,缅甸掸邦东部的景栋,还有今西双版纳的景洪,并将腊门、腊光(地望不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又击败了强大的勐思董王国(在今缅甸境内)。

  经数年征战,思可法麾下的勐卯军队已经踏遍德宏东方和南方,勐卯傣族军队的声威,遍及怒江、澜沧江和伊洛瓦底江上游流域。而思可法认为,还有必要向西方扩展。于是调兵遣将,号称九十万,拜弟混三弄为“庄色”(傣语:元帅),以刀思云、刀帕洛、刀思翰盖等为“贺色”(傣语:大将),浩浩荡荡远征勐卫萨丽国。该国位于缅甸西北部与印度阿萨密邦接壤处一带。勐卯大军长驱直入,把勐卫萨丽国首府围得水泄不通。勐卫萨丽国王慑于对方军威,不战而降,与勐卯军订立城下之盟,向思可法俯首称臣,年贡金银三百斤。今印度阿萨密邦还有大量傣族居住,他们至今奉思可法为先祖,称自己是勐卯远征军的后裔。

  雄才大略的思可法建立了傣族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果占璧王国”。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思可法受封“平缅宣慰司使”,成为滇西傣族最大的封建土司领主。

  明洪武三年(1370年),思可法去世,其孙思伦法继位,受封“麓川平缅宣慰司使”。

  思伦法也曾进行过土地扩张,但在“定边之役”遭到重创后,回到勐卯只图享乐,终日沉溺于女色之中,百姓怨声载道。傣族史家谴责思伦法: “不知创业之难,心肠狠毒,置国政于不顾。”

  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置缅甸宣慰司。次年,麓川与缅甸发生纠纷,朝廷派钱古训、李思聪二人前往调停。

  麓川的社会状况

  当明朝使者钱古训、李思聪调停了麓川与缅甸的纷争,正准备回朝之际,恰值麓川勐卯王思伦法部属刀干孟起兵谋反。思伦法曾请钱、李二位使臣出面,向刀干孟谕以朝廷威德,果然收到一定效果。于是,思伦法向钱、李二人馈赠象马、金宝等物,强留二人长期住麓川,以向他人显示自己有大明天朝为靠山。钱、李二人再三推辞,并致书思伦法说:“中国不以象马金玉为宝,所宝者,忠臣烈士,强兵勇将与孝子顺孙耳,宜送使者回朝,不复侵拢邻境,则可明尔畏敬君上之心焉。”思伦法叹服,设宴为二人饯行,并派部卒将钱、李二位使者护送出麓川勐卯境。

  钱古训、李思聪返回京都后,根据在麓川的亲历和见闻,各著了一部《百夷传》,献给朱元璋,书中记述了当时德宏山川、民俗、人物及政治、军事制度等,内容新奇详备,深深吸引了这位大明皇帝。《明史》载,明太祖阅后大喜,以钱、李奉使尽职尽忠,各赐袭衣,特升钱古训为湖广参政,李思聪为江西参政,又特别叮嘱将《百夷传》交付皇家史馆妥善收藏。正因为如此,六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读到曾使明太祖大感兴趣的《百夷传》。

  《百夷传》记载麓川勐卯王国的范围时说:“百夷在云南西南数千里,其地方万里。景东(今云南景东县)在其东,西天古剌(今缅甸白古)在其西,八百媳妇(地名,在今泰国清迈一带)在其南,吐蕃(今西藏)在其北;东南则车里(今西双版纳),西南则缅国,东北则哀牢(今保山地区),西北则西番、回纥(今中甸、丽江、大理一带)。”

  书中记述麓川勐卯王国的封建领主制度时说:“其下称思仑发为‘昭’,犹中国称君主也。所居麓川之地日者阑,犹中国称京师也。其属则置‘叨孟’以总统政事,兼领军民。‘昭录’领万余人,‘昭纲’领千余人,‘昭伯’领百人;领一伍者为‘昭哈斯’,领一什者为‘昭准’;皆属于‘叨孟’。又有‘昭录令’,遇有征调,亦与‘叨孟’统军以行。”

  上述职官名称均为傣语译音,“昭”意为“王”,也就是“君主”。“叨孟”今又译作“陶孟”,是“昭”之下管理一方的最大军政官员。思伦法时期,除首府直辖地勐卯而外,其统治区域内委派了芒市、陇川、孟定、湾甸、景东、木邦、孟养七大“陶孟”进行管理。因此,“陶孟”带有“封侯”和“封疆大臣”的性质。

  麓川勐卯王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具备步卒、象兵、马兵等兵种并有一套完整的军事制度,除《百夷传》中所记而外,其他重要军事首领称呼如下:

  庄色:傣语直译为“军队最高指挥官”,意为大元帅,是统领全军的主帅。

  贺色:傣语直译为“军队首领”意为大、将。

  召掌:象兵司令。

  召麻:骑兵司令。

  召干:弓箭队长。

  遇有战争时,三丁抽一,并选择身强力壮、作战勇猛者组成主力部队,傣语称为“锡剌”。作战时,每以鸟铳当前,牌次之,枪又次之,战系列其后,短兵既接,象乃突出。不习象阵者,往往难以挡住战象的冲击。

  《百夷传》描述麓川勐卯王国的贵族生活时说“大小各有分地,任其徭赋。上下僭奢,虽微职亦系靶花金银带。贵贱皆戴笋箨帽,而饰金宝于顶,如浮屠状,悬以金玉,插以珠翠花,被以毛缨,缀以毛羽。贵者衣绮丽,每出入,象马仆从满途。象以银镜数十连缀于羁勒,缘以银钉,鞍上有栏如交椅状,借以茵褥,上设锦障盖,下悬铜响玲,坐一奴鞍后,执长钩驱止之。……叨孟以下见其主,则膝行以前,二步一拜,退亦如之。……所用皆陶器,惟宣慰用金银玻璃,部酋间用金银酒器。凡部酋出,其器用、仆妾、财宝之类皆随之,从者千余,昼夜随所适。必作宴笑乐。”可知封建领主贵族阶层的生活是比较奢华的。

  而百姓与统治阶级之间,贫富差别是非常悬殊的,并且有严格的等级制度:“遇贵于己者,必让途而往。……执事于贵人之侧,虽跪终日无倦状。……长者授卑贱酒食,必叩头受之,易以他器而食,食毕,仍叩头而退。”

  另外,《百夷传》还记载了当时麓川勐卯王国范围内的民族情况。“俗有大百夷、小百夷、漂人、古喇、哈剌、缅人、结些、哈杜、弩人、蒲蛮、阿昌等名。”所言大、小百夷,即今德宏傣族的傣勒、傣德两大支系,汉族称之为旱傣、水傣。蒲蛮为今德昂族先民,阿昌即今阿昌族。由于当时麓川勐卯王国的境土比今德宏大得多,所以有许多民族今已不在德宏境内,如弩人或即怒族,在今怒江州,古喇、哈剌、缅人今在缅甸。

  《百夷传》还谈到麓川勐卯王国的商业贸易:“凡贸易必用银,杂以铜,铸若半卵状流通商贾间。”可见当时以银、铜为主要流通货币。又《西南夷风土记》言;“以铜为珠如大豆,数而用之,若中国之使钱也。”

  《百夷传》是根据作者亲身见闻而写下的一本有关德宏历史的专著,史料多翔实可信但作者毕竟在德宏时间不长,加之语言障碍,对有些事物的记载难免有误。如“小事刻竹木,大事作缅书”,“缅书”即为“傣文”之误。但不可否认,《百夷传》是研究德宏历史的必读之书。从洪武十六年到正统初年的五十多年间,朝廷遣使德宏有记录的多达二十五次,而能留下象《百夷传》这种史料价值极高的著作,实为凤毛麟角。

  思任法中兴

  思伦法的腐败,导致内部矛盾尖锐,国力衰退。明朝乘机收复了怒江以东原麓川勐卯占领的土地。麓川勐卯的势力被削弱,统治范围缩小到只剩今瑞丽和陇川、潞西部分地区以及缅北部分地区。往日显赫的麓川勐卯王国,顿时跌入低谷。

  公元1399年,思伦法卒。公元1413年(永乐十一年),其孙思任法袭职,傣语称为思昂法。

  傣文史籍记载,思任法有谋略,善用兵。暗中囤积粮草,广招兵马,日夜操练,一心想恢复先祖大业。经十余年休整,又开始了一系列的土地兼并战争。西取缅北的木邦、孟养;东陷孟定、湾甸;北克南甸、干崖、腾冲,又造战船三百艘,渡怒江占永昌府,进逼云龙州。

  一连串的坏消息雪片般传到京城,使明英宗坐立不安,随即命云南总兵沐晟、右都督方政率兵征讨思任法。

  公元1438年(正统三年)十一月,明军抵怒江。但沐晟在江边按兵不动,达一个多月。麓川王思任法料明军锐气已衰,心生一计,命部将缅简带兵每日到江边挑战,呼喊叫骂,引诱明军。右都督方政大怒,几次想渡江出击,都被沐晟制止。方政愤恨难平,于深夜四更独率所部渡江,与缅简交战,缅简且战且退。方政与其子方瑛不知是计,长驱直入,穷追不舍。刚逼近思任法大本营,顿时伏兵四起,杀声震天。方政势单力薄,陷入重围,向沐晟求救被拒绝。而麓川军漫山遍野,四处鼓噪;江对岸明军旌旗营帐,遥遥可辨。方政进则死,退则无颜见同僚袍泽,便横下心来,咬咬牙对儿子方瑛说:“你撤退吧!保全方氏血脉。我死难免,此乃天分!”方瑛不肯撤,双手紧紧拽住父亲的战袍不放。方政情急之中举起大刀准备砍断战袍,并正色疾言:“我是一军之将,受命征讨,非死不能报国。你这是干什么?”方瑛无奈,掩面大哭,在父亲催促下,回身杀出一条血路,登舟东渡。方政策怒马突入麓川军中,纵横驰骋,以死相拼。最后连人带马坠入沟堑,被对方乱枪刺死,全军覆灭。

  云南总兵沐晟闻败,心惊肉跳,匆匆烧毁江边粮草,杂于乱兵中仓惶逃往保山。行至楚雄,含羞饮鸩自尽。

  明英宗闻方政之死,不胜感慨,追赠方政为威远伯。再以沐晟之弟沐昂挂征南将军印,提兵进剿思任法。

  沐昂吸取其兄的教训,集中优势兵力,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思任法见明军来势凶猛,就采取避其锋芒,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凭有利地形作周旋的策略。于是,沐昂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克复腾冲,轻取南甸、干崖,追至陇把(今陇川县陇把镇)。

  麓川王思任法见明军战线太长,便派出一支奇兵,绕道奔袭明军之后,截断明军粮道。明军军心大乱,无心恋战,沐昂只得率兵转赴芒市。麓川军抢先据险没伏,双方大战,明军败北,参将张荣战死,沐昂仅保得性命逃回。

  明军两次进剿麓川,都以失败而告终。麓川王思任法乘机向四周扩展,势力范围又恢复到思伦法的极盛时代,成为明朝在西南的一大隐患,而西北地区又有瓦剌(一种游牧民族)不断侵扰,二者都对明朝统治构成威胁。

  思任法的复兴,引起朝廷极大的不安。针对麓川问题,朝中形成主和派与主战派,双方各执一辞,争辩不休。

  以翰林学士刘球为首的主和派认为:麓川路途遥远,劳师远征,必无好的后果;西北的瓦剌对中原虎视眈眈,故西北边防更为紧要。

  以宦官王振为首的主战派则认为:麓川不灭,无以显示天朝神威。

  当时朝中宦官王振当权,主战派自然占据上风。英宗对刘球的意见置之不理,决心以更大的规模兴师远征麓川。

三征麓川


  正统六年春(公元1441年),麓川王思任法又东渡怒江,向今临沧傣族地区进军。明英宗命定西伯蒋贵为征夷将军,太监曹吉祥监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率京营、湖、川、两广等士军十五万,大举征讨麓川。

  同年五月,王骥率军赴云南,逢麓川军正在围攻大侯州(今临沧云县)。王骥遣将赴援,内外夹攻,击退麓川军。明军主力进至保山休整,等待冬季来临再进军。王骥抓住时机诱使景东、大侯、南甸、干崖等脱离麓川,又征调车里、孟琏傣族军队从东面插入麓川境,造成钳形攻势。

  冬十一月,明军三路俱发,在上江会师。上江位于龙川江上游东岸,地势险要,为麓川屯兵要地,有铳弩飞石等严密防守。明军围攻三日不下。时会大风,王骥下令纵火焚烧麓川军营栅,大火竟夜不息,王骥亲自督阵力战,麓川军不支,守将刀放戛父子、刀孟琐战死,其部众退至南甸沙木笼山(今陇川县杉木笼山)。

  沙木笼北接南甸、腾冲,南通陇川、瑞丽,是麓川首府允遮阑的门户,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麓川王思任法亲率精兵二万,踞险筑连环七营,首尾相应。明军两路齐攻,不下。后又分兵沿山脊攀援而上,并以大军从中强攻。麓川军不敌,退人勐卯屏障马鞍山;双方再战,明军破麓川象阵。至此,双方损失达十万众。明军进入瑞丽坝,向麓川首府允遮阑逼近,驻扎于麻阑山头。因双方伤亡较大,均不敢贸然行事,明军先以三千人探阵,被预伏的麓川象兵击退。就在这时,元江、孟琏士兵五万人在木邦与东路明军汇合,夹攻思任法,积薪柴烧毁麓川栅寨。思任法退出首府允遮阑,渡瑞丽江南逃。明军踏入麓川首府,寻思任法不获,遂班师回朝。蒋贵封侯,王骥封伯,授官升职者四百余人。

  思任法战败入缅躲避,被缅王当作人质,向朝廷索要土地、金宝。思任法之子思机法则避居孟养,图谋再举。

  明英宗为斩草除根,命蒋贵、王骥第二次征麓川,志在擒获思任法父子。正统八年忪元1443年),王骥、蒋贵再率兵抵保山,遣使至缅甸索取思任法,缅王不应。此时朝中当权宦官王振主增兵攻缅,大臣多有反对者,因畏惧王振权势:皆不敢言。只有翰林学士、侍讲刘球挺身而出,两次上书反对征缅。王振大怒,将刘球打人死牢。当刘球遇害后,依然怒目圆睁,身躯不倒。但朝中已无一人敢言罢兵事。于是,朝廷调兵五万前往云南增援,征丁夫五十万“转饷半天下”以维持这场战争。

  王骥得到增援的消息,进至腾冲,分大军为五营,围剿麓川。此时思机法已复居允遮阑,并策动木邦傣族头目罕贯反明。罕贯率兵万余与明军相遇,见明军众多,迟疑不敢对阵,王骥趁机对罕贯“责以忠义,赐以牛酒,遂感悦效死。”罕贯降明后,大大削弱了麓川的势力。

  冬十一月,王骥先派锦衣卫指挥佥事郭登人缅取思任法,不果。王骥进军缅甸。缅甸以水师迎战,将思任法载于楼船上,扬言从麓川辖地中割让木邦、孟养、戛里给缅甸,方能交出思任法;继而又提出要王骥先剿灭思机法才能交涉。王骥有所迟疑,其裨将陈仪自称知天文,夜观天象,以为缅可伐。王骥遂率兵沿瑞丽江而下,双方发生激战,明军败绩,缅兵也挟思任法而去。蒋贵之子蒋雄立功心切,率所部孤军深入,舍命穷追,战败自刎,死于异国他乡。

  王骥召集部下,转攻允遮阑。思机法指挥两万精兵死守,明军屡攻不下。据傣文史书记载,双方正在相持间,发生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瑞丽江面突然漂来许多载着羊的竹筏,麓川傣族士兵看到,便高喊“别玛喽!”(傣语意为:“羊来啦!”),但傣语中“羊”与“胜利”这两个词发音相同,此话被误传为“谢别玛喽!”,意即“汉人打胜进来啦!”一传十,十传百,麓川军顿时发生混乱,军心动摇,无意再战,以致弃城而走。明军在木邦降将罕贯的引导下攻人允遮阑,思机法退守蛮莫伶缅甸八莫),王骥俘获思机法妻子,得驯象十二,财宝无数。虽死伤惨重,仍未擒获思任法父子,班师时以大获全胜上报朝廷,王骥得岁禄三百石、白金百两、彩缎十表里、钞万贯的赏赐。与此同时,朝廷革除麓川宣慰司,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在原麓川辖地内的陇把设陇川宣抚司,又分别将南甸州(今梁河)、干崖长官司(今盈江)升为宣抚司,于芒市置长官司。此后,麓川勐卯王国彻底走向衰落。

  思机法再次隐居孟养,明廷责成云南总兵沐昂向缅甸索取思任法,沐昂奏道:“缅甸恃险抗拒,应加兵,但滇中年年征讨,财力匮乏,加之旱、涝灾频发,粮饷不能保障,不可轻举。”于是,朝廷便采取妥协的办法,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冬,命云南千户王政携钱币及诏书赴缅,劝缅甸献出思任法,允以孟养地划归缅甸。缅酋犹豫不决,恰逢气候反常,连接两天云遮雾障,缅甸法师说:“这是不祥之兆,朝廷要发大兵了。”缅酋畏惧,将思任法及妻孥三十二人解交王政。思任法在途中绝食而死。但孟养却被思机法占据,缅甸不可得。明朝又敕孟养傣族头目送思机法来降,许以升赏,但孟养头目迟迟不从。

  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三月,明英宗以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提督军务,宫聚为总兵,率南京、湖广、四川、贵州、云南土、汉军十三万第三次征讨麓川。

  王骥充分利用已脱离麓川控制的傣族土司,以孟养原宣慰使刀盂宾为向导,调木邦宣慰司傣族兵从征,又命南甸、干崖、陇川三宣抚司供应粮草,其中南甸还负责备船舶。

  冬十月,明军抵达伊洛瓦底江边。思机法于江西岸立栅以待,王骥命南甸、干崖善泅水的傣族勇士口衔藤索渡江,造浮桥济大军过。

  大战于鬼哭山、芒崖山等地,双方伤亡惨重,明军两名指挥使战死。思机法见寡众悬殊,率军远遁。明军水土不服,难以久留,退回江东岸。

  这时,思机法之子思禄法又聚旧部抗明。王骥劳师远征,粮饷不给,军中疾病流行,死亡枕藉,王骥惶惶不安,进退两难。便与思氏匆匆议和,约定以伊洛瓦底江为界,不许思氏的势力越过江岸,双方盟誓,刻石于江边:

  “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明军班师,第三次征讨麓川之役,遂告结束。

对麓川战争的评价


  麓川勐卯自思翰法时代开始勃兴,虽受朝廷封为世袭宣慰使,但自称为王,凭武力不断发动土地兼并战争,扩张领地,割据一方,与中央王朝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演化为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央与地方政权矛盾激化的结果。

从中国历史看


  明朝政府在麓川战役中倾国之所有,劳师远征,耗费了难以数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弄得国库空虚,人疲马乏,庞大的国家像一具极度贫惫的躯体,非常虚弱。战争期问,把负责北方边务的守将也调往麓川,当时翰林侍讲刘球便指出:“舍门庭之近,图边徼之远,非计之得也。”这种捉襟见肘的做法,带来严重恶果。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麓川战争刚结束,在北方窥伺已久的瓦剌族便乘虚而人,先犯大同,继而侵扰辽东、宣府、甘肃。宦官王振怂恿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但缺乏粮草和军械的明军,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瓦刺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擒获明英宗,酿成中国古代史上充满耻辱的“土木堡事件”,重蹈唐玄宗天宝年间征南诏而使盛唐走向没落的覆辙。历史无情地表明:处理民族问题必须谨慎行事,切忌好大喜功,炫耀武力。正因为如此,明清思想家、学者顾炎武才明确指出:征讨麓川,“盖因主将无谋,致有此患,损中国生灵,遗边人笑,计穷事拙。”(《天下郡国利病书》语),直接对此事进行强烈的抨击。

从西南地区看


  麓川战争期间,战火所到之地,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大量云、贵、川青壮年被征调从军或充夫役,微薄的收成被强征为军粮军饷,人民怨声载道,西南地区动荡不安,并激起反抗。麓川战争结束后,兵部尚书王骥、总兵宫聚奉召回京,行至贵州境,苗、彝各族人民发出“饥饿求食,不要战争”的呐喊,揭竿而起,围攻新添、平越等地。汉族百姓拦住官军,要求平息苗、彝“暴乱”,王骥回答说;“吾征麓川,非奉命杀苗也。”夺路强行,当地民众愤怒迫杀官兵,总兵宫聚丧命,王骥率残兵狼狈逃出贵州。

  不过,朝廷为解决军粮问题,在滇西采取了特殊手段。凡贩运江淮、云南、四川所产食盐的商人,必须到大理、保山、腾冲一带招人垦荒纳粮,朝廷根据盐商纳粮的多少,而决定其可以贩盐的数量。比如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十一月,朝廷规定,在大理纳米一斗五升,可贩盐一引(每引400斤);在保山纳米一斗,即可贩盐一引。这样,明军可以就地取粮,盐商为牟盐利,也不辞辛苦,使滇西大量荒地得以开垦,客观上为大理、保山成为后来的“滇西粮仓”而提供了有利的历史条件。

从德宏历史看


  自元末至明正统年间,中央王朝与麓川傣族地方政权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矛盾激化的结果,造成长期战乱的局势,既不利于朝廷的封建统治,又有碍边疆的安定和德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麓川战役彻底瓦解了思氏傣族领主的政治军事势力,使得此后五百余年间德宏与中央王朝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军事冲突,保证了德宏边疆与内地在政治上的一致性,并使今后德宏战事出现根本性的转变,朝廷向德宏发兵,其目的都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而不再是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了。另外,明朝在麓川战役之后,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在原麓川政区内先后设立了七个土司政权,这些土司原是麓川思氏的部属,在麓川战役期间归附明朝,被朝廷授委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世袭职位,成为互不相统属的边疆少数民族统治者。这些土司世沐皇恩,均以报效朝廷为职责。土司制度在麓川战役后得到巩固和完善,它适应于当时德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既有助于祖国的统一,增强边疆各民族对祖国的向心力,又使德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了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其次,麓川战役促成了德宏前所未有的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大量内地官兵流落德宏各地,安家落户,繁衍后代,不少汉族官兵娶当地少数民族为妻,并逐渐被少数民族所同化,“娶夷婆,变夷人”的说法流传至今。随着大量汉族定居德宏,汉族的先进文化也越来越深地扎进了德宏这块偏远之地。特别是官兵进军所经过的今梁河、盈江一线,当地少数民族受汉文化影响尤深。今陇川县户撒乡是明军屯兵要地和后勤补给站,作战所需的大量兵器即在户撒锻制或修复后运往前线。据说户撒阿昌族打制刀具的精湛技术便是明军工匠传人的,今户撒刀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我国三大民族刀具之一。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麓川战役之后,“南京应天府”在德宏这个祖国西南极边之地,一下子成为叫人羡慕的、让人产生无比荣耀的地名。不仅汉族官兵的后裔一致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从“南京应天府”随王尚书南征而来,就连梁河南甸傣族土司及盈江干崖傣族土司竟也说自己的祖先是“南京应天府”人,并郑重其事地写进土司家谱之中。毫无疑问,以明朝京都作为自己的祖籍,是想抬高自己的地位,在精神上拥有一种优越感,汉族官兵的后裔们凭此形成一种凝聚力,依靠这强大的精神力量增加在蛮荒之地生存下去的信心和勇气;而对南甸、干崖傣族土司来说,认“南京应天府”为祖籍,一是可假借中央朝廷的政治影响来统治本民族,二是为了应对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极端歧视态度。

  麓川战争是德宏傣族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麓川王国的瓦解,明廷先后在德宏建立了南甸(今梁河)、干崖(今盈江)、陇川三个宣抚使司,遮放、盏达(今属盈江县)两个副宣抚使司,以及芒市长官司(后升安抚使司)和勐卯安抚使司,共计七个世袭傣族土司,各个土司不论职衔高低,均互不统属,只听命于封建王朝,为朝廷守卫边陲,并纳差发、输贡赋。从此,封建土司在德宏统治了约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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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187.122.*在 2018-5-17 2:40:4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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