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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识别研究文献综述

2011-11-1 网易博客浏览1322次
  【摘要】目前学者们对云南省的民族识别已经展开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且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与阶段划分、理论依据及应用、得失和特色几个方面。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将建国后的云南省和全国的民族识别视分为“工具性”识别和“根基性”识别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的是以民族识别为“工具”对云南省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进行再分配,进而实现新生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后者指的主要是各个民族群体的“根基性”认同问题,然而这种认同又会随着民族群体的划分和国家的意识调控而由模糊渐清晰或产生新的认同。
  
  【关键词】云南   民族识别   认同
  
  民族识别是针对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人群共同体,对其社会历史、族称、分布地域、经济生活、语言文字、心理素质等因素进行综合调查和分析,进而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族属并确定相应的族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渊源、历史和称谓非常复杂。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时代的转变,尤其是国家推行的各民族平等和共荣政策,消除了民族压迫和歧视,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也逐步得到了解除,之前被压抑的群体纷纷要求确认族称和公开民族身份,以使自己尽快成为这个新成立的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享受党和国家推行的各项民族优惠政策。这种现象在长期处于山区和国境线上的省区内表现尤为突出,以云南省为例,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仅云南一地上报上来的族称就有260多个。
  
  因为民族识别工作是建国后我国的民族工作者和民族学者几乎“全民参与”的重大“工程”,因而,自民族识别工作开始至今的50多年中,不断有民族学者和工作者利用自身所学和参与民族识别的经历,分析探讨民族识别相关的问题,如中国民族情况和民族识别的复杂性、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民族识别的成就和意义、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特色等,在此过程中,他们还不断对民族识别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
  
  然而,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期中国进行的民族识别过程中,民族工作者和民族学者经过民族识别工作,将云南省范围内的260个民族群体划分成了25个少数民族及其支系,在全国民族识别工作中占有相当重大的比重,但相对全国范围内民族识别的研究而言,针对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则寥寥无几,只有部分学者专着或论文中稍有涉及。
  
  一、著作
  
  直接或者间接涉及到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的着作主要有《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国民族学史》、《云南民族历史与文化概要》、《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等。
  
  继1950~1952年的民族访问团和1952~1953年对各地自报的民族集团进行调查研究之后,1945年8月12日起,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云南省委统战部、云南大学、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会等二十八人分成昆明组、大理丽江组、文山蒙自个旧组和新平组四个小组,开始了云南省第二阶段的民族识别研究工作。[①]后三个调查组在一个多月的调查和识别工作之后,相继在当年的九月底和十月初与昆明组汇合并进行了材料的整理和调查结果的比较,于十月底提交了《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第二阶段工作报告》(后文简称“《工作报告》”),该《工作报告》及其后的总结与小结后来由云南省民委汇集成了《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后文简称《参考资料》)。
  
  该《参考资料》是笔者目前所见对云南省内的民族识别工作最早的研究和探讨。由于《参考资料》系由林耀华、黄淑聘、杨毓才、王辅仁、施联朱、方国瑜、傅懋积等学者亲自参与云南省民族识别的民族学者和工作者撰写,因而无论是在研究探讨的理论水平还是材料的分析讨论都较为深入。
  
  在《工作报告》中,工作组在“这一阶段中并对从全面联系看民族支系问题”[②]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认为:(一)五项(民族自称,历史,语言,习俗,民族意愿)寻找,必须建立在斯大林同志关于民族的经典定义的全面基础上,并不是另外提出“新”的民族定义;(二)为了进行各单位的族系研究,应调查该地区有关主要民族的情况,以为支系归并的参考;(三)有关人口少的民族单位,应尽可能找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情况,不要孤立地进行识别。[③]从工作组的这些体会中便可看出中国的民族学者和民族识别工作者在云南的民族识别过程中,对民族识别的依据,也就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的灵活运用和创新。如工作组提出的“民族意愿”一项,就不仅仅是根据“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的民族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几项“客观”标准,更为突出的是尊重民族群众的主观情感认同问题。
  
  关于第二次民族识别的缺陷,工作组认为:“工作中的缺点是:时间短,单位多,调查材料不够深入。”[④]这个缺陷是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组在针对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总结出来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因为他们要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共计识别39个民族单位并搜集8个已经确定的民族材料,只能说是“完成了任务”,并未能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当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限于国家民族识别以及落实民族照顾政策的紧迫性,这个问题怕也不只是云南省民族识别工作组独有的,而是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共同问题。
  
  最为宝贵的是,《参考资料》中为我们保存了民族学者和民族识别工作者在民族识别过程中调查和搜集起来的一手资料,为我们研究和了解20世纪50年代云南的彝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支系的语言、风俗、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1995年1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黄光学、施联朱主编的《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一书。该书由以施联朱为代表的当年直接参与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且在民族识别之后又多年从事民族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和专家撰写,顾问由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位多年从事民族学研究并负责云南组分组调查工作的老先生担任,尤其是费孝通、林耀华、施联朱等人还亲自参与了云南省内的民族识别工作,故而该书的章节中无论是涉及云南民族识别的依据、过程、成就和意义、得失等的理论总结,还是历史事实的讲述,对今天的云南民族识别研究工作都具有较强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首先,关于云南民族识别的过程,根据作者在“民族识别的进程”一部分的论述,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工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建国之后开始进行民族识别;1954年至1964年的十年间是民族识别的高潮阶段;1965至1978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大多陷于停顿状态;1978年至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为民族调查的恢复阶段。[⑤]就建国后的民族识别的状况而言,这种民族识别的阶段划分没有任何问题。
  
  但倘若将民族识别工作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和连续的进程来看的话,无论是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调查还是云南省的民族识别调查工作,其历史则要比建国前久远的多。王明珂:“民族识别、分类的基础,则是民族史与民族志的研究成果。”[⑥]单就云南省的民族识别而言,根据作者的论述,云南和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至1952年的中央访问团的慰问和宣传民族政策,其后是1952至1953年间,云南省开始广泛地对自报的民族集团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⑦]但是,正如任何民族都不是从识别那一刻才诞生的一样,任何民族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也都脱离不开历史资料。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族识别与民族调查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无论是待识别民众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还是“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情况的了解,都是建立在详尽的民族调查的基础上的,因而可以说民族调查正是民族识别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民族识别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同时,受推行民族平等政策等政治任务以及云南民族情况的复杂性的限制,即使投入再大的人力和物力,云南省范围内的民族调查工作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便完成,要再根据这些民族团体的特征进行全省范围内260多个民族群体的划分,更是不可能。因而,在云南省内民族群体识别的过程中,历史上进行的民族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情况的调查描述和民族划分工作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工作在王文光所着的《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一书中已有详细的分析。由此看来,即使说《西南夷列传》、《西南夷传》、《华阳国志》、《蛮书》、《云南志》等历史文献对云南和中国西南地区的记载因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视野上的局限或者民族学素养的欠缺而不足以作为识别依据的或开端的话,近代以来学者们的调查工作,尤其是1928年杨成志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和西南联合大学众多学者对云南省内民族情况的调查和记载也是建国后民族识别工作前提和基础,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正是在他们这些前辈工作的基础上,建国后的云南民族识别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因而,确切点说,云南的民族调查和识别工作的开始时间绝不应起于建国后的1950年代。
  
  关于云南省民族识别工作的内容,黄光学等人在《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中认为:“在云南的260多个民族名称中,只有少数属于识别其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问题,而大量的则是属于民族支系的归并,确定其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的一部分的问题。”[⑧]于是《中国的民族识别》的第五章第二节“民族支系的认定和归并”部分中,作者便首先谈到了云南省的僮族支系、彝族支系、哈尼族支系、民家族支系和佤族支系的归并问题。同《参考资料》相类,作者在讨论民族支系的划分和归并时也分别从分布地域、语言、经济、社会组织和文化等角度分析了民族支系认定与归并的依据。尤其是作者在第二节的开篇中也认为:“民族支系的说法主要是依据语言学划分系数来确定的。因此,在民族支系的归并识别工作中,语言亲属关系的调查是认定的一个关键。”[⑨]只可惜作者下文中却并未对民族支系归并中的语言亲属关系的运用做进一步的分析。虽然在判定民族支系归属的过程中,学者们考察的词汇通常有60%~80%,或者说至少有50%以上的词汇是“相同相近”的,但根据陈保亚的在《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中对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研究的启示,在判定两种语言同源或接触的关系时,“尽管在核心词中关系词较多的情况下可以提出同源假设,但最终确定是同源还是接触关系,仍然要接触核心关系词的阶分布。”[⑩]“不在于核心词内关系词的多少,而取决于这些关系词在词汇层阶中的地位。”[11]因为在作者看来,“尽管核心词中关系词较多的情况下可以提出同源假设,但最终确定是同源或是接触关系,仍然要借助核心关系词的阶分布。”[12]只可惜陈保亚修正后的这一用于判定两种语言关系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标准虽已提出十多年了,或许是受学科视野和当年民族关系识别中语言材料的掌握等因素的限制,目前尚未见到利用这一修正后的语言学标准对民族识别中的语言学依据进行分析的着作或论文。
  
  《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还对云南的“蔗园人”识别问题,“白朗”、“西蕃”、“崩龙”、“卡瓦”等族称的更改问题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也现在云南省布朗、普米、德昂、佤等民族的来历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虽经识别,但族属仍难确认”一节中,《中国的民族识别》还从历史传说、经济生产、语言、称谓、姓氏与图腾崇拜、姓名的双轨制、婚姻、宗教等共八个方面总结了云南克木人的文化特征,为其后的克木人识别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中,王建民等人分析了民族识别前各个地区少数民族的复杂情况、民族识别的依据和原则、不同地区民族识别的过程、民族识别中存在的问题等,但对占有全国上报的400多个族名65%的云南却只用了一段话进行概括。
  
  《云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概要》一书的“20世纪50年代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部分中,王文光、龙晓燕首先回顾了云南民族识别的过程,总结了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成就,列举了1954年的识别工作未能确定族属的民族单位70余个。在该部分的最后,作者根据施联朱等人在《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回忆的情况,总结了当时云南民族称谓众多,同时也是在“名从主人”的原则下上报的民族众多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第一,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被当作不同民族;第二,一些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地名,被其他民族用来作为民族的他称;因为生活习俗的某些特点或服饰颜色来区别民族支系,而民族支系的名称常常又被作为民族的他称;第四,有些民族名称与民族来源有关;第五,有些民族的自称与经济生活有关。[13]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原因归结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主要也就是民族支系的不同和自称与他称的不同问题,进一步追索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恐怕与云南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和由此造成的民族之间的隔离与缺乏沟通有关。正是这些原因才导致了当年云南一个省内上报的民族群体就有260多个。
  
  《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中收录了“参加了多次国家组织的民族调查”的施联朱先生40余篇论文,共分为“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研究”、“关于台湾历史与台湾高山族的研究”、“关于畲族的研究”、“关于其他民族的研究”和“附录”五部分。在《中国的民族识别》一文中,作者在分析了中国民族识别过程中对斯大林的“四个标准”的运用之后,总结道:“中国的民族识别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机械地套用现代民族的特征。”[14]稍后,作者在讨论中又指出,建国后的中国民族识别过程中,除了斯大林的“四个标准”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民族意愿,“中国民族识别的另一个依据是民族意愿,即该族体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其领袖人物和上层人士的意愿。这是一种族属意识,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族体究竟属于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究竟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某个少数民族的一部分的主观意愿的表现,也是对人们共同意识的具体反映。这种意愿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是建立在具备有一定的民族特征的科学依据的基础上的,是民族特征的一种总的反映。”[15]“民族意愿”也就是“民族认同”,这是在民族识别研究中“名从主人”之外,与《参考资料》一致,更加明确地认为“民族认同”也是建国后的民族识别中的一项重要标准,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和研究民族识别工作指出了重要的方向。同时,该文还指出了民族识别中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问题,“进行民族识别还必须有历史的依据。”[16]
  
  令人遗憾的是,《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40余篇论文中,直接针对云南省内的民族识别或者少数民族研究的只有写于1957年的《云南的傣族》这一篇,属对傣族情况介绍性的文章。且受时代因素的制约,该文多从阶级分析与解放前后对比的角度“讲述”傣族地区建国后“天翻地覆”的变化,很难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傣族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太大的帮助。
  
  二、论文
  
  论文方面,学者们对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反思开始的也比较早,也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论文,“文革”之前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论着有《关于少数民族识别问题的研究》、《也谈民族识别》、《识别民族成份应该依据的主要原则》、《关于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等,改革开放之后又相继发表了《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关于当前民族识别问题的浅见》、《古人对民族的识别》、《怎样识别一个民族》、《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说民族与民族支系》、《论民族概念与民族分类的几个问题》、《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与民族识别工作》、《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份工作已基本完成》、《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特色》、《我国的民族识别》、《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识别》等一系列文章。云南民族识别的研究及其成果也多散见于上述论文之中。
  
  1956年8月10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费孝通和林耀华合写的《关于少数民族识别问题的研究》一文。作者们在文中提出:“……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特别是发生族别问题的那些单位)……还没有发展成为近代民族。我们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近代民族的特征来作为族别的标志。”[17]该文最早对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与阐发,所讲的内容也非常客观。仅从该段话的表述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斯大林的“四个标准”,初露了“多元一体”的端倪,也为今后的民族识别进一步突破和灵活运用“四个特征”奠定了基础[18],只是受历史背景的限制,民族识别经验的阐释只能采取委婉的方式来表述了。
  
  费孝通先生根据1978年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的发言写出了《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将其刊载在了1980年1月份的《中国社会科学》上。文中作者首先分析了民族识别工作中需要识别的几种情况和我国民族情况的特点,认为“民族情况最为复杂的是我国西南角的云贵高原,这里山高谷深,纵横地分为一块块、一层层不同民族的聚居区”[19],作者还认为“我们所用‘民族’一词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20]。进而,作者提出,在利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各地不同民族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既不能搬运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民族特征来作为识别标准,又不应该不把这些特征作为研究的入门指导。”[21]作者认为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三项单独作为民族识别的依据是难以成立的。同时,作者文中明确指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民族要素在民族识别工作上是十分重要的。”[22]之后,作者又以散布在云贵高原和东南亚国家的苗族为例,说明民族之间的心理认同在维系民族共同体上起到的巨大作用。在文章的第四部分讨论云南苦聪人的族属问题时,作者认为民族识别工作中苦聪人族属的难以划分“可能是由于苦聪人本身客观存在的复杂性”[23],故而在应识别为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其实,从作者的表述和引用的材料来看,苦聪人族属的难以确定主要还是因为其语言无论是语法还是词汇,都既与哈尼语相近,又与拉祜语有共同之处,这必然要引起族属难以确定的问题。但倘若我们引入陈保亚在《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中使用的语言分析方法,或许苦聪人的族属问题将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与费孝通的论文几乎同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刊载了周锡银的《关于当前民族识别问题的浅见》一文。文章的第一部分首先分析了建国后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接着作者又回顾了民族识别工作中的曲折历程。第二部分作者在明确民族识别“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部分, 是为落实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而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项重要任务, 也是民族研究直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项重要课题”[24]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第一、“民族”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第二、“民族” 是一个历史范畴, 它和一切历史现象一样, 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第三,我国目前所处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是个民族充分发展和繁荣昌盛的时期。[25]论文的第三部分中,作者认为“我们在进行民族识别时, 就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 拘泥于斯大林讲的字句, 用构成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去衡量被识别的少数民族。”[26]作者还提出了之后的民族识别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即:重视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等民族特征的调查研究,因为这是识别民族成分的客观的科学的依据;名从主人,充分尊重本民族的意愿,并重视有关各民族的意见。[27]周锡银这篇文章是国内出现较早的关于民族识别的研究之一,作者虽然指出了全国范围内民族识别的工作历程、工作任务、识别原则等问题,但对占全国识别工作总量60%以上的云南的识别工作却只涉及了基诺族的识别。同时,作者撰文的目的是为了“结合民族政策和无产阶级民族观的再教育”[28],进而“克服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故而文章中“拨乱反正”的努力倾向也是很明显的。
  
  1984年林耀华发表了《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一文,因其“曾在五十年代赴云南等地,参加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识别工作”[29],加上该文“重点侧重于我国西南部地区的民族”[30],所以该文的论述对我们了解云南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具有重大参考价值。林耀华先生在文中回顾了自己参加民族识别工作的亲身经历,对民族识别工作的缘由、理论根据和工作进程进行了总结。在“民族识别的工作进程”一部分,作者“在五十年代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进行了几个阶段的工作, 除首先确定彝族、白族、傣族、苗族、回族、佤族、哈尼、傈僳、拉枯、纳西、景颇、藏族和瑶族外, 还识别了68个大小族体, 有的给予正名, 有的划分了归属”[31]。作者还对云南省民族识别过程中四种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介绍,分别是:(1)确定为少数民族, 但不是单一的少数民族, 而是其他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支系);(2)是汉族而不是少数民族;(3)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4)尚有极少数族称单位, 还有待进行识别工作。[32]鉴于民族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复杂产物,作者在文章的最后还指出了“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在稳定的基础上的变动性,“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虽说是稳定的,但它毕竟是属于历史范畴,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民族成分与族称确定,绝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个别已识别了的民族,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对这些我们也不能忽视,需要认真对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进一步加以解决。”[33]对民族此一特征的认识,不仅对我们了解当年的民族识别情况和分析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对我们今天的民族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黄淑聘在《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一文中,对全国范围内民族识别过程中的理论依据困境及在突破困境中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同时还从民族识别工作出发,对民族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再认识。[34]作者虽从民族学发展的角度对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进行了回顾和研究,但限于撰文的目的,作者在文中并未涉及云南的民族识别。
  
  在发表于1996年的《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一文中,龚永辉则认为,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理论内涵的精髓是费孝通创立的‘多元一体’学说”,民族识别经验的阐释则“本质上是一场良性的民族意识调控”[35]。无论是从论述的角度还是阐释的深度与材料的使用上,该文都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不得不说是众多民族识别相关的研究中的一个亮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该文则鲜有涉及。
  
  在刊载于1997年第6期的《云南社会科学》中的《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一文中,杜玉亭先生首先回顾了自己从50年代开始参与云南基诺族民族识别的过程并对其得以识别的原因进行了总结,然后描述并分析了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之下基诺族的“族籍迷失现象”,最后从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政治目标、人与民族的“再认识”角度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以自己参与云南基诺族的识别和之后几十年的跟踪调查为例,认为“我们在民族识别理论依据的科学性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完善”,“民族特征”在存在时间上有很长期与非很长期两大类型。[36]确实,虽然学者们没有完全按照斯大林的“四个标准”的“刚性”要求进行民族识别,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灵活的运用,但受时代背景的制约,族别划分中毕竟还是以斯大林的标准为根基,在对大多数民族进行恰当的民族划分的同时,有些民族的识别和划分并不尽人意。
  
  作者同时认为,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影响下,国内关于民族理论政策的着作中存在一种认为“民族特征将长期存在,直至与民族、国家一道消亡”[37]的共识,而基诺族中存在的民族识别之后的“族籍迷失现象”却提供了一个反例,而这是因为民族特征有“很长期与非很长期两大类型”[38]。其实,从作者文中的描述来看,基诺族自民族识别之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商潮”下“迷失”的民族特征主要表现在服饰、建筑、歌舞、语言、节庆等外部的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民族识别中的“客观”或“工具性”特征,至于基诺族在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的民族认同问题或者说“根基性”特征是否发生了变动,我们则不得而知。
  
  作者在文中还纠正了部分学者对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误解,提出:“发展是一种共性概念,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一种针对少数民族而言的个性概念。邓小平理论中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包括政治平等,经济发展,也包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39]这一论题的提出,对我们今天看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指明了方向。
  
  1998年01期的思想战线刊载了李绍明的《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文中作者在讨论民族识别中的理论依据时认为:“共同心理素质,归根结蒂可表现为民族意识或民族认同感。一个民族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关键在于民族意识。”[40]虽然指出了“民族意识”或“民族认同”在民族识别中的重要作用,但却有将“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一“客观”标准与被识别者的“主观”认同混淆的嫌疑。作者在后文中又提到“民族意愿”作为民族识别的原则问题,其实“民族意愿”与“民族意识”本身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意识到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异同,才会产生“愿意”归属于哪个民族的问题。遗憾的是,云南民族识别的相关研究也只是在论文讨论今后民族识别的工作方向时提到了云南普米族和摩梭人的识别问题,其他的则鲜有涉及。
  
  《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一文同上述杜玉亭的论文一样,是众多民族识别研究论文中专门针对民族识别中云南问题的探讨。在这篇发表于2001年3月的论文中,黄泽首先为我们讲述了克木人、莽人、拉基人、普标人、老缅人、苦聪人、阿克人、浦满人、他留人、摩梭人等当时“族属状况不清的群体”的情况,他同时还分析了之所以他们未能在民族识别中得到识别的原因。作者指出,这些群体未能得到有效识别的原因首先是他们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无论是在地域范围、文化区、族际社会中,还是在历史文化、群体特色等方面,都被周围强势的群体所遮蔽、淹没,加上他们大都是没有文字的民族,无法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从而成为了“我国民族识别中的难点、死角或遗留问题”[41]。作者同时指出,这些群体未能得到识别,还与学者们的视野以及政策导向的因素有关。其实,未识别群体存在的原因,上述几条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民族识别是在弄清民族成分,划分民族归属,进而落实民族平等和优惠政策的紧迫“政治任务”下进行的,解决“大多数”的问题是当务之急,上述的最多才有4000多人、许多才有几百人的小群体还不至于影响民族关系和国家大局,故而民族识别中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只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外部信息、生活方式进入这些群体,民族主义意识、族群认同意识在这些群体中都有所表现”[42],这些群体相关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故而也是摆在今天的民族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鉴于民族识别过程中的“刚性”标准虽然成功划分了中国境内的多数群体,但仍有少部分群体尚未得到有效的族属划分,造成了推行民族平等和共荣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最后在文中认为我们需要“对民族作为历史文化过程需作动态把握,宜以柔性的西风族群理论引入参证传统的刚性的民族识别理论,对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理论作再认识”[43],对我们充分认识和反思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也指出了方向。
  
  上述学者之外,还有其他学者对中国民族识别进行了许多研究,他们或回顾民族识别的过程,或对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进行了分析,或讨论中国民族识别的特点。笔者目前所见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覃华儒《有关民族识别若干问题的探讨》、施联朱的《中国民族识别研究工作的特色》、陈连开的《历时40年的民族大识别》、肖方的《中国对少数民族进行民族识别》、王红曼的《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标准》、郭新的《中国是怎样进行民族识别的》、欧周的《民族识别工作的三个阶段》、陈兴贵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识别》、杨泳和涵之的《民族识别,为我们制作身份证》、孙雅莉的《民族识别,走向平等团结的前奏》、周庆生的《语言与民族识别问题》、曹新富的《新中国民族识别的重要意义》、佟言实的《56个民族识别和确认的由来》等,限于篇幅文中不便一一介绍。云南省内的民族识别工作在相关的文章中也得到了集中论述或稍有涉及。
  
  从上文的专着和论文来看,目前学者们对云南省的民族识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与阶段划分、理论依据及应用、得失和特色几个方面,已经展开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且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学者们较一致地认为,云南省的民族识别工作开始于建国之后的民族调查,主要依据斯大林的“四个标准”并将其加以灵活运用,进而在“民族”的定义和民族群体的划分上都取得了自己的特色。
  
  然而,学者们对新中国成立后立即着手进行的包括云南省内的民族识别背后的动机讨论则多停留在认为是为了推行民族照顾和优惠政策,借以实现平等和共荣,只有上述的龚永辉在其文中与众不同地提出这是“一场良性的民族意识调控”,除此以外则无人再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讨论。王明珂在其《羌在汉藏之间》的前言中谈到:“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学者曾争辩究竟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与分享关系中的功利性工具还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无可选择的根基性情感,这边是‘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s)与‘根基论者’(primordialists)之争。事实上,这些争论已指出了族群认同的两大特质——它是工具性的,可因资源环境变化而改变;它是根基性的,族群感情所造成的认同有时不易改变,且常掩蔽人群间其他社会认同与区分(如性别、阶级与地域)。”[44]
  
  与此相类的是,我们不妨也可一方面将建国后的云南省和全国的民族识别视为“工具性”识别——民族识别和对各个群体文化的认可,以及其后对应的民族优惠和照顾政策只是国家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定的“工具”,通过对国内相应的民族群体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借以实现相应群体对新生政权的支持,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和云南的民族识别中虽然在这些特征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变通,形成了自己的“中国特色”,但是很显然的是,民族识别过程中对“民族感情”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没有形成“根基性”认同,所以才出现已识别为一个特定民族的民众又不承认自己属于该民族或者认为自己与该民族完全不同的情形。同时,如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对岷江上游羌族认同的描述和龚永辉在《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一文中的讨论一般,通过民族识别中人群的归属划分以及其后国家的政策宣传和社会意识的调控,原来模糊的人群认同会逐渐得以清晰或者产生新的民族认同,进而形成新的“根基性”识别。这或许是我们今后进行民族识别研究,尤其是上报了260多个族称的云南省的民族识别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云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在现有资源基础之上的建设,也事关各民族“根基性”的心理感受和认同问题,事关云南省的各民族关系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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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的问题》,载《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15.    龚永辉:《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们的对话》,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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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李绍明:《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前瞻》,载《思想战线》,1998年1期。
  
  19.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2期。
  
  20.    施联朱:《中国民族识别研究工作的特色》,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
  
  21.    施联朱着:《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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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覃华儒:《有关民族识别若干问题的探讨》,载《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1期。
  
  24.    佟言实:《56个民族识别和确认的由来》,载《中国统一战线》,2008年7月。
  
  25.    王红曼:《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标准》,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26.    杨泳、函之:《民族识别,为我们制作身份证》,载《中国民族报》,2004年8月6日。
  
  27.    周庆生:《语言与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3月。
  
  28.    周锡银:《关于当前民族识别问题的浅见》,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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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第二阶段工作报告》,载《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印,1955年,1页。
  
  [②] 《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第二阶段工作报告》,载《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印,1955年,1页。
  
  [③] 参见《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第二阶段工作报告》,载《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印,1955年,2页。
  
  [④] 《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组第二阶段工作报告》,载《云南民族识别参考资料》,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印,1955年,1页。
  
  [⑤] 参见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104~117页。
  
  [⑥]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5月北京第1版,223页。
  
  [⑦] 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105页。
  
  [⑧] 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106页。
  
  [⑨] 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106页。
  
  [⑩] 陈保亚:《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1996年7月,231页。
  
  [11] 陈保亚:《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1996年7月,259页。1952年斯瓦迪士从印欧语言中挑选出人类语言中最稳定的200个词,1955年又从这200个词中挑选出100个更稳定的核心词。陈保亚将斯瓦迪士100个最稳定的核心词称为第一阶词,将第二个100词成为第二阶词,进而通过关系词在第一阶和第二阶中的分布差异来分析语言的同源或接触关系。
  
  [12] 陈保亚:《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王序》,语文出版社,1996年7月,7页。
  
  [13] 参见王文光、龙晓燕:《云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概要》,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226~227页。
  
  [14] 施联朱着:《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39页。
  
  [15] 施联朱着:《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39页。
  
  [16] 施联朱着:《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40页。
  
  [17] 转引自龚永辉:《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们的对话》,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18] 参见龚永辉:《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们的对话》,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19]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的问题》,载《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20]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的问题》,载《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21]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的问题》,载《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22]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的问题》,载《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23]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的问题》,载《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24] 周锡银:《关于当前民族识别问题的浅见》,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01期。
  
  [25] 周锡银:《关于当前民族识别问题的浅见》,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01期。
  
  [26] 周锡银:《关于当前民族识别问题的浅见》,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01期。
  
  [27] 周锡银:《关于当前民族识别问题的浅见》,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01期。
  
  [28] 周锡银:《关于当前民族识别问题的浅见》,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01期。
  
  [29]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2期。
  
  [30]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2期。
  
  [31]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2期。
  
  [32]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2期。
  
  [33]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2期。
  
  [34] 黄淑聘:《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载《科学社会主义》,1989年4期。
  
  [35] 龚永辉:《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们的对话》,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36] 参见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37] 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38] 参见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39] 杜玉亭:《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40] 李绍明:《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前瞻》,载《思想战线》,1998年01期。
  
  [41] 黄泽:《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
  
  [42] 黄泽:《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
  
  [43] 黄泽:《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
  
  [44]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5月第1版,前言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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