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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藏文历史档案及其开发利用

2011-10-31 中国档案研究浏览1326次

  摘要:云南藏文历史档案是指历史上的藏族以藏文形成的反映滇、川、藏历史,特别是迪庆藏族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的以金石、纸张为载体的书史记事材料。本文运用民族档案学理论探讨了云南现存的藏文历史档案,并对藏文历史档案整理的现状、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开发利用的策略等方面提出了几点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藏文;历史档案;开发利用;云南;


  云南藏文历史档案是指历史上的藏族以藏文形成的反映滇、川、藏历史,特别是迪庆藏族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的以金石、纸张为载体的书史记事材料。云南藏文历史档案主要分布在迪庆藏族自治州,这里地处滇、川、藏三省交界,山高谷深,自然资源丰富,民族文化多元。千百年来,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在此地相互交融,共同创造了迪庆高原独具特色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在迪庆除了政教合一的寺院使用藏文书史记事外,民间往来书信、契约、账簿之类也大多用藏文写成,经过长期的积累,云南迪庆曾保留有相当数量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研究藏族史、藏传佛教史、民族关系史和语言文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一、云南藏文历史档案的种类和内容


  云南藏文历史档案的种类,从形式和内容上看,可以划分为藏传佛教经典、金石铭文、文书档案、口碑文献等四种。这些文献的内容包容了迪庆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商贸、教育、习俗、民间法等,涉及到藏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形成时间可以从1300年前延续至1957年建州以前。


  (一)经典部类。云南省范围内共有藏传佛教寺院近30座,包括格鲁、噶举、宁玛、萨迦各大教派,分布在迪庆州三县和丽江市、宁蒗县、贡山县等地。各寺院均珍藏有一定数量的古籍经典,其中有金汁、银汁、朱砂书写的藏文《大藏经》及其他木刻、手抄典籍,以及藏文的天主教经典。


  (二)金石铭文。以格子吐蕃石碑为最早石碑铭文的各类金石铭文。其中《格子石碑》于1992年在丽江县巨甸格子村发现。现藏于丽江市博物馆。石碑由藏文碑文、“臣服图”、碑饰及动物图案等几部分组成。藏文碑文共5行,60字,译成汉文的大意为:“措绒(地方)龙腊塔系由甲邦(汉氏部族)中(曾)依附于甲节儿然背(叛)于节儿者。(后)忠信赞普天子,顶礼论吉桑,因其品位之铜告身过多,而赐金告身。后又给龙腊塔赏赐藏坚之官取。(他)年满九十去世。”[1] 有的又译作“措绒吾拉达沿江一带原依附于汉臣,因汉王不可靠而向心于(吐蕃)神子赞普,于是向大臣结桑朝贡顶礼,得到统治拉达(地区)之奴……此后九十九年而卒。”[2] 碑文记载了措绒地方的龙腊塔部落臣属于吐蕃的历史事件;“臣服图”则表现了吐蕃大臣正在接受归顺者龙腊塔及其随从进贡的场景;碑饰花边呈水波状和山形,装饰着呈月牙形的碑顶;动物图案刻有代表大唐的“二龙戏珠”和分别代表吐蕃、南诏、龙腊塔的巨狮、战马和老虎。[3] 这些碑图反映出当时唐朝、吐蕃、南诏几种势力在今滇西北巨甸、神川铁桥一带相互汇集、交往与融合的历史,是当时吐蕃经营南诏、远交唐朝的又一历史见证。


  (三)文书档案。由于历次政治斗争特别是十年浩劫的焚毁,迪庆州各寺院里的珍贵政教档案几乎全部被毁,仅在捣毁中甸归化寺时烧毁的经书就达9800多部,照片2700余张,画像730余幅。藏文文书档案散失情况非常严重,但在有关单位和个人的保存下,仍有一定数量的有价值的档案文献幸免于难。其中比较珍贵的资料有:1、《旨谕》。[4] 共有两件,现存松赞林寺。一幅是由青海吉姆卡颁发的以班禅、达赖名誉下达的旨谕,书于黄色绸缎上;另一轴是唐卡旨谕,记载了松赞林寺建寺的历史背景和该寺得到的一些特权以及该寺的义务等。2、《为皇帝祈祷经》。[5] 此经是为颂扬康熙皇帝加恩于该寺,解决了藏地僧人每日诵经皇粮的功德,并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特别撰写的每天必奉诵之经。从中可见改土归流之后,清政府治理边疆政策深得民心之一斑。3、《丽江府彭谕给藏民的长篇训文》。[6] 记载了清代一位名叫彭谕的府台,以己之见,谆谆教诲藏民要好学向善,不要反洋滋事,推行优待习汉文者的一些做法,从中可见当时汉藏习俗之间存在的一些鸿沟及误解。4、中心镇公堂占有山场簿。[7] 记载了当时中甸县城所拥有的土地和草场、道路等。5、《拉萨春科别颁给中甸土司杰衮的执照》。这一藏文档案中提到“建塘(中甸)、杨塘(小中甸)神民户、百姓、蒙、藏、汉三族强弱人等”。[8] 进一步证明了直到清朝时期,迪庆仍是藏、汉、纳西等民族相互交往的一个区域。6、《驻建塘行政长官颁给驻军公文一件》、《红坡噶丹羊八景如意宝瓶底簿序》、《七世达赖颁给建塘土司松杰的执照》。[9] 这几件藏文档案都记载了五世达赖奉康熙皇帝之命派蒙番兵深入迪庆腹地平息以中甸嘉夏寺僧侣土司为首的叛乱,稳定了西南藏区政治局势的历史事件。7、《钦命总管西藏等地方黄教喇嘛第穆胡图克图谕》。这份藏文档案载:“奉康熙圣主谕旨,命五代达赖喇嘛凡西藏所管各处多添设黄教。中甸地方于已未年(康熙十八年)建立归化寺,安设黄教喇嘛一千二百有零,早晚诵念万寿无疆经文,替地方百姓祈祷穰灾,求五谷丰登”。[10] 即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着名的噶丹松赞林寺1679年在中甸落成。8、《建塘驻军长官发给土司松杰的执照》。此件藏文档案写到:“奉天承运文殊菩萨大皇帝平定西藏事件之际,王师过境,松杰之子喃奔随从五大人效力勤王,有始有终,松杰本人在当地负责挽运粮秣军需,功劳卓着”。[11] 文中所说的“平定西藏事件”即指1716年,蒙古准噶尔部侵扰西藏,清兵分三路入藏平乱,中甸土司松杰等积极协助清军进藏,受到嘉奖之事。


  (四)口碑文献。口碑文献除《格萨尔》民间演唱有部分录音外,已整理出版了《迪庆藏族民歌选》(藏文本)、《十大集成·音乐卷》、《迪庆歌谣集成》、《迪庆谚语集成》、《香格里拉音乐集成》等。


  云南藏文历史档案过去数量较多,曾收藏于各大藏传佛教寺院,特别以迪庆的松赞林寺、东竹林寺和中心建塘镇藏经堂等为多,也有一些还流散在民间,如契约、书信、账册之类。另外,其它专州也收藏着一些有关迪庆历史、宗教、文化的民族文字档案。但现存的藏文历史档案数量较少,且保存分散,全州20余个寺院各存有一部分,其中,几座大寺的储量较大。还有一部分保存在迪庆州文化局和公安局,迪庆州档案馆和香格里拉、维西、德钦三个县档案馆也各有部分收藏,此外,如迪庆州藏学研究所等单位也收藏着一部分。[12] 除藏学所保存的1400多件已整理目录外,其他单位收藏的文书档案正由藏学所帮助整理上架登录。


  二、云南藏文历史档案整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云南藏文历史档案是反映云南藏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记录,也是国家档案全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这宗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却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鲜为人知,随着岁月的流逝,其损坏散失情况已相当严重,甚至濒于毁灭。据有关人士几年来的普查,迪庆州境内现存历史档案约为3000余件(藏文经典除外),目前正在不同程度地遭到损害和散失。


  为了抢救云南珍贵的藏文历史档案,云南省自1979年开始,根据全省藏文古籍文献分布和收藏的实际情况,把工作重点放在迪庆藏族自治州。从《格萨尔王传》的搜集整理和民族民间文艺的普查着手,兼收并蓄有关迪庆历史、宗教、文化的各种藏文古籍资料。迄今,已在迪庆藏学研究所收集保存了《格萨尔》手抄本和刻本30余部,其他文学、历史着作抄本30余部,有关文书档案1400余件,均已初步整理上架,编写了书目。在《十大集成》编纂过程中,《音乐集成》搜集了流传在迪庆的各种歌舞曲词共300余首,约9000行。上世纪80年代已出版了《迪庆藏族民歌选》(藏文)和《德钦藏族情卦》,整理翻译出版了《格萨尔·加岭传奇》(藏、汉文)和《格萨尔·姜岭大战》、《尸语故事》、《迪庆歌谣集成》、《迪庆谚语集成》、《香格里拉音乐集成》等。[13]


  1990年,迪庆州档案局和史志办从省档案馆、丽江地区档案馆和邻近藏区收集和复制历史档案437卷,内容有《藏文古碑碑文》、《西康之神密水道记》、元朝的《嗄阿聂胆巴诏书》、1939年西藏事务大臣格丹额章《给降林寺六世巾巴巴拉的文书执照》、《东藏人民自治同盟简章》、《滇康边地第三届藏族协商会议团结草案》和部分藏文资料。


  近年来,迪庆州的档案管理人员和修志工作者对部分幸存下来的藏文历史档案首次进行了整理翻译,编译成了《中甸藏文历史档案资料》(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在所译的66份藏文档案中,有56份是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的历史资料,它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清代云南藏区的社会面貌,填补了迪庆历史的空白,而且向世人昭示了一直被冷落为“荒无人烟”的迪庆高原,原来是清代西南历史舞台上一块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同时也进一步证明,迪庆也同西南广大藏区一样,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迪庆州还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了《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该目录所收档案条目是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所藏有关西藏和藏事档案中选辑出来的,共11308条。所收档案范围限于清代、民国时期,从清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起,至1949年12月止。档案条目按文件形成的时间顺序排列,目录末附分类索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政、司法、警务治安、民族事务、宗教事务、文教卫生、涉外事务等各方面社会发展的历史面貌,是研究迪庆藏族历史发展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此外,云南省正在对迪庆州档案馆、香格里拉县档案馆、迪庆州文化局、州博物馆收藏的档案文书进行整理编目上架,并对全省30个藏传佛教寺院的经典和档案史料进行了普查。


  以上这些编研和出版工作,为进一步开展藏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来源,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目前的开发利用现状令人担忧,尚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云南现存的藏文历史档案基本上没有经过翻译整理,更没有建立档案目录。在已受到相应保护的藏文档案中,仅有200余件在编辑《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一书时被翻译整理成汉文档案,现保存在迪庆州藏学研究所档案室。其余大部分的翻译整理工作尚未进行;二是有的机构只收藏而不研究利用。对于一些保存单位来说,因没有能识藏文的人,等于堆放着大量废纸,在需要时前去查找,如同大海捞针;至于散存在民间的一些契约、账簿、书信之类,连拥有者也不知档案中所云,紧急时搬将出来,也不知对己有利有害;三是由于历史原因,云南藏语教育起步较晚,造成如今懂藏文者甚少,而从事藏文翻译整理的人就更少,少数几个懂藏文的人由于翻译整理这些旧资料耗时费力,成果出得晚,且不被人理解和重视,也最终放弃了这项工作;迪庆州档案部门也很少注意培养或吸纳一些懂藏文的专业人士来从事这一抢救性工作,因此许多珍贵的藏文档案已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甚至部门领导和管理人员都对它们失去了记忆。如此下去,这批档案资料将从宝贝化为灰烬。因此,应尽快组织全州档案工作者把现在还分散在州内外各地区、各部门和民间的藏文档案资料和文献典籍收集整理归档,尽快抢救那样随时可能消亡的弥足珍贵的藏文档案资料,同时还要抢救老一辈在世藏民埋藏在心中的口碑资料。


  三、云南藏文历史档案开发利用的几点浅见


  云南藏文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是关系到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的大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对我们今天维护祖国的统一、边疆的稳定,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浅见仅供参考:


  (一)档案部门应根据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提出收(征)集档案资料的具体方案,上报各级人民政府,引起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争取业务经费。同时把方案抄送各有关单位,如统战、佛教协会、民政、民委、文化等部门,取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


  (二)档案部门应尽快帮助各寺院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认真保存好寺院所存的历史档案资料,同时进行翻译和登记,编出目录后,一式二份,一份留寺院保存,一份交档案部门,以备查阅,便于利用。


  (三)借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云南藏族卷)之机,争取经费,把各单位所存的档案进行详细的翻译登记,并做好《藏文古籍目录》的编纂工作。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编写出《云南所存藏文历史档案目录》正式出版,出版的目录要标明档案的出处和顺序号以及收藏单位,如有人求索,可由收藏单位有偿提供利用。


  (四)应加大翻译整理力度,把难解难译的藏文档案先翻译整理出来,对已经进行过抢救和整理编译的稿本、正式本也应当进行成套搜集,以形成完整的有关云南藏区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体系,同时也形成边疆地区档案馆自身鲜明的民族特点。


  (五)开辟藏文档案特藏室。特藏室是指档案馆(室)开辟特定的场所,向社会各界和利用者展示藏文档案文献或提供藏文档案信息的一种服务方式。藏文档案文献由于本身的特殊性,即一般多是单份、孤本或稀本,有的内容具有一定的保密性,这就决定了档案一般不外借。因此档案馆、室收藏的藏文古籍、档案一般不能也不必全部复制多份广为传递,而应主要采用开辟特藏室的方式提供利用。


  (六)实现藏文档案的数字化。藏文古籍、档案的数字化不仅可以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还可以通过网站进行档案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解决信息资源交流与共享的空间障碍问题,从而使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浏览、使用藏文古籍、档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


  (七)应着力培养一批懂藏文、懂业务的骨干力量。今后,随着双语教育的发展,应培养一批懂得民族语言文字,并能用其文字进行记录、整理、翻译的档案工作人员,他们不仅要有收集藏文档案资料和抢救民间口碑档案的能力,而且要有把党委、政府的重要现行文件翻译为藏文档案加以收藏管理的能力,使已经断代的藏文档案重获新的生命力,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和香格里拉文化大州服务。


  参考文献:


  [1][3] 冯智。一块发现于滇西北的藏文石碑——格子石碑[J].云南社会科学,1993〈6〉。


  [2] 王晓松。迪庆藏族历史文化简述[J].西藏研究,2005〈6〉。


  [4][5][6][7][12] 李燕兰,李莉。迪庆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收集与抢救[J].云南档案,2003〈5〉。


  [8][9][10][11] 唐永海。迪庆藏文档案的价值及意义[J].云南档案,2001〈4〉。


  [13] 阿华。云南省藏文古籍整理工作进展。中国西藏信息中心。http://info.tibet.cn.2006-04-26


  [作者简介]  郑荃,女,1963生,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


  陈子丹,男,1963年生,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研究。


  (昆明市,邮编 :650091)


  《档案学通讯》200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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