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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纳西族的出版与文明

2011-11-4 《云南民族》2010第五期浏览1812次

  明代丽江纳西族土司政治上善于处理同中央王朝关系,累受朝廷封赠。经济上,着意经营境内金银矿,有能力修桥铺路,盖庙刻经。文化上吸收先进民族文化,有6个土司有汉文诗集问世,并自己刻印诗文和《大藏经》,对纳西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纳西族地区的出版,得益于文明交往,又进入于文明交往,成为纳西族文明的发展形态之一。出版物是纳西族精神文化的物质化表现,也是文明交往的物质媒介。    
  
  1.主要出版物的基本形态
  
  ⑴木氏家谱及传记。

 

     《木氏宦谱》(甲)、《木氏先世二十八代图文谱》,《明丽江知府木氏雪山、端峰、文岩、玉龙、松鹤、生白六公传》,正文22页,页8行,每行19字。明末竹纸蓝印行。首列龙纹镶边、崇祯十三年(1640年)颁发的、加升木增为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的“敕谕”,其“敕谕” 为朱印。《云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孝记》,在《木氏六公传》内刊印。正文29页,页8行,行18字。崇祯刻(王水乔认为是崇祯云南刻本),竹纸蓝印。《皇明恩纶录》,今存抄本。“原书为白沙木氏收藏,苏州刻版。每一页周匝刻龙纹,朱色印,本文大字墨色印,极精工。” 于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刻印。

  ⑵宗教类图书
  
  中原、云南两地的文明交往中,不论是唐代的大理写本书——写经,还是元代云南雕版刻印佛经——云南雕版刻印的发韧,都是宗教出版物起始的。纳西族同样如此,木氏土司刻印了许多宗教出版物。

 

  关于大乘佛教方面的图书有:
  
  《大乘观世音菩萨普门经》,这是木增要求刻工想方设法,用白色银粉,在青瓷绵纸上印成的佛经,并署有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的题识。张秀明说“五代、宋、明曾有不少泥金、泥银书写的《大藏经》,或佛、道经,但用银粉直接印在纸上,这在中外印刷史上可能是空前的。”
  
  《妙法莲华经》,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木增令人用泥金书写,这些都是出版史上的珍闻和创举。
  
  《依楞严究竟事忏》(简称《楞严事忏》),两卷,明代释禅撰,明万历年间丽江刻本。该书卷上末尾题记曰:
  
  创建牟尼庵香火大檀越、大方伯、二品服色、丽阳奉佛弟子木增,卷资刊用助此功德,所愿寿跻篯铿,云仍爪(瓜+生)者。
  
  《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华严忏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木增条下说:“又尝于叶榆崇圣寺得《华严忏仪》四十二卷,延僧赍
  
  苏州雕版,置嘉兴楞严寺。”这就说明木家确曾派人到江南刻书,可知所刻必不只佛经一类。
  
  关于道教方面的图书有:
  
  最先传入丽江的道教经典是皇经(即《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而洞经(即《玉清无极忠真文昌大洞仙经》)的传入则在皇经之后。在丽江地位很高的张姓道士,家里还藏有《玉清无极忠真文昌大洞仙经》木刻版,但未见刻本。
  
  《慈悲道场梁皇忏法》,十卷,梁代释宝志宝唱辑,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云南丽江刻本,经折装。
  
  关于藏传佛教方面的图书有:
  
  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木增捐资雕版刻印。
  
  据记载,早在1608年,木增就开始准备刻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次年,木增向红帽系六世活佛噶玛?却吉旺秋提出请求,迎请蔡巴版藏文《大藏经》作为底本。此藏是14世纪编制的在西藏久负盛名的的佛典,许多藏学大师都曾经修订过此藏,如管译师熏奴贝、大学者布顿仁钦珠、红帽系四世活佛、黑帽系七世、八世活佛等。 另外,“此藏在诸多版本的藏文大藏经中占有非常重要之地位,后来的纳塘新版、德格版、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分,全都是承袭此版而成的。”
  
  “丽江版《甘珠尔》是南京永乐版和北京万历版藏文《甘珠尔》刻版印刷后在藏区首次刊印的藏文《甘珠尔》版本,也是至今闻名遐迩的德格版《甘珠尔》的蓝本。” 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丽江版大藏经《甘珠尔》在红帽系六世活佛噶玛?却吉旺秋具体负责下开始“迎请《甘珠尔》佛经雕版、供养”。在编辑、校阅、刊印过程中,木增还迎请了五世司徒曲吉坚参协助刊刻这项工程。经历了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到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共9年,完成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的刊印,并举行了“吉祥的开光典礼”。
  
  丽江版大藏经《甘珠尔》共109卷(含目录一卷)、1000多篇经文,33784块印版,各经函首用花纹装饰,书名页的插图左右两边绘有七佛、各大声闻弟子、二圣六庄严、八大如来、八大菩萨、十六尊者、护法七尊者像。书名页右头书眉竖刻为此文藏文书名的汉译,如页正面“大圣信力增入印经一部第一上”,页背面“大圣信力增入印经一部第二上”汉字,即书名为藏汉文对照,这是其他藏区所没有的印版。
  
  丽江版大藏经《甘珠尔》其中一部分至今仍完好地珍藏于拉萨大昭寺内,每卷由缎壳装潢且用纯金带扣,用的是上好白绵纸,红字雕版刻印,分别装入54个箱柜中,成为稀世珍品。 方国瑜曾对和志武说过,1934年,方国瑜在丽江考察时,曾在白沙明代木氏建筑大宝积宫和琉璃殿的楼上见到过堆满的《大藏经》。和志武也回忆道,小时也听故老说,丽江有重大节日,如六十花甲子盛会,曾举行“迎藏经”的盛大活动,许多善男信女随喇嘛抬着大藏经游行。这说明丽江也曾珍藏有大藏经,只可惜如今已无残书碎片。
  
  ⑶文学类图书
  
  明代,丽江纳西族土司与中原的文明交往更加广泛、密切,特别是木氏六公(木公、木高、木东、木旺、木青、木增)与中原文人墨客诗文往来,唱酬甚勤,着书立说,刻印书籍,并付梓行世。李孝友、王水乔、孙太初、黄裳等专家学者对这批图书作了研究,现总结各家之言,就这些图书作简单的描述:
  《雪山始音》,木公撰。此书每半页八行,每行十五字,白口,左右双栏,上下均无鱼尾。嘉靖刻,为写刻本,但字体古拙而较小,用黄棉纸印。
  《隐园春兴》,木公撰。此书每半页八行,每行十五字。左右双栏,上下均无鱼尾。嘉靖刻,版式与纸墨与前书同。
  《雪山庚子稿》,木公撰,嘉靖刻。此书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栏,上下均无鱼尾。版心及字较《雪山始音》略大,大字刻写,纸墨书体相同。
  《万松吟卷》,木公撰,嘉靖刻。此书每半页九行,每行十五字。左右双栏,上下均无鱼尾。刻印精美,有赵藩印。纸墨书体与《玉湖游录》相同,版心略大。
  又一本(疑木增重刻本)此书每半页八行,每行十五字。版式、纸墨、书体与木增《芝山云集》相同,唯版心稍短。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记木增“又曾重锓其高祖木公恕卿诗,陶珙为之序。” 黄裳认为这是万历以后宋体字重刻本,前序则是原版的后印本。
  
  《玉湖游录》,木公撰,嘉靖刻,雕印同《万松吟卷》、《雪山诗选》。此书每半页八行,每行十五字。白口,四周单栏,上下均无鱼尾。版心及字较《雪山始音》略大,纸墨相同,右下角丝栏内有“玉湖精舍”印记。
  
  《仙楼琼华》,木公撰,嘉靖刻。此书每半页八行,每行十五字。白口,左右双栏,上下均无鱼尾。书口题名用张月坞题《琼华篇》,卷端题名则为杨慎所定《仙楼琼华》。版式、纸墨、书体与《万松吟卷》相同。
  
  《雪山诗选》,木公撰,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六字。嘉靖写刻本,是用一种黄粗皮纸印成的最初印本。此书版式、纸墨、书体与《仙楼琼华》相同,唯版心略高。据杨升庵说:“木公诸集,为木公时初刻,或镂版于丽江,然其刻工则聘之内地也。” 黄裳还说:“《云南丛书》所收的《雪山诗选》应该就是此本。卷前有赵藩的印记,估计是较早从丽江木家流出的”。
  
  《芝山云莴集》,木增撰,崇祯刻。此书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八字,用黄棉纸印。对此,黄裳说:“这是晚明流行的刻书风气,请全国、本省的名人来参与校订。丽江虽然远在滇南(西),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感染,可见木氏家族这时又进一步接受了更深的汉文化。但坦率地承认诗篇曾经过董其昌的‘改阅’,倒还是保存了可贵的质朴的。”
  
  《山中逸趣》,木增撰,崇祯刻。此书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字,批语刻于书眉上,句旁时加圈点,用黄棉纸印。
  《木生白啸月堂诗空翠居集》,木增撰,白棉纸旧抄本。
  
  《云莴淡墨》,木增撰辑,崇祯刻。此书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八字,用黄棉纸印。黄裳认为,这是一个残本。书前还留下了几行题记,“书得丽江木家,不全。存三四五六四本。似明末清初版。不忍留在乱纸堆中,故亦检出。祝又祥。十一月十三日。(章)”
  
  此外,木增刻书时,还列有《竹林野韵》一种,据说已付枣梨,但不见传本。

 

  2.明代纳西族的出版之于木氏土司的“大一统”忠君思想
  
  通过文明交往,中原的出版方式、印制技术、出版物的出版文化形式传播到纳西族地区,促进了纳西族地区的文明发展,展现了纳西族的文明发展形态。同时,通过纳西族的出版活动,又促进了纳西族与其他民族、中原的文明交往。由此体现出木氏土司的“大一统”忠君思想。
  
  首开风气的是各类图书的流通进入纳西族地区,进而实现刻印出版图书。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修订的《木氏宦谱?阿宗传》载:“牟保阿宗(麦宗),生七岁,不学而识文字,及长,旁通百蛮诸书,以为神通之说,且知本方文字。”元《一统志?通安州?人物》也载:“麦宗(即阿琮),麽些纳西人也,祖居神外龙山下,始生七岁,不学而识文字,及长,旁通土蕃、百蛮诸家之书。”说明当时已有图书流传至丽江,纳西族上层人物已吸收、掌握了汉、藏文化。宋大理国时期,云南已有佛经雕版刻印,使用的是鹤庆白棉纸,明代则有大量官刻和私刻出版的史志、文献典籍和艺文书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木氏土司为实现其文治武功,不惜花费巨资,刻印了大乘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以及木氏土司自己的文学类图书。这些出版物成为纳西族古代文明的思想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主要媒介。
  
  出版活动成为明代木氏土司彰显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思想文化受惠于出版。明朝各代木氏土司很好学习,通过文明交往吸纳文化知识,正如《明史?土司传》所载:“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本氏为首云。”其中木增是杰出的代表。木增(公元1587~1646年),世袭土知府,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升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他“情耽风雅,博极郡书”。作为第十九世土司,是明代纳西族出版活动的代表者。他的出版思想是:护国庇民,关心社稷,以国为重,忠君报国,“求其精一执中之旨”,同时又厌倦憎恶世俗恶浊。
  
  首先,以刻印大藏经《甘珠尔》为例,明代纳西族与藏族的文明交往,受中央政府、纳西族本身、藏族三方因素的影响。虽然,战争交往与文化交往交错贯穿于纳藏文明交往过程中,但文化交往是主流,其中《甘珠尔》的出版则又是文化交往的重要环节之一,它促进了纳西族文明发展的进程。对此,藏族学者冯智就认为,丽江版大藏经《甘珠尔》是纳西木氏家族和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首领人物密切合作的成果,是滇西北以纳西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与西藏人民之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见证,是滇藏政教关系史上空前绝后的创举。    
  
  这部于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被运到四川理塘寺收藏,后人称之为“丽江—理塘版” 的大藏经《甘珠尔》,木增之所以花巨资刻印它,就其出版思想而言,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文化生态环境:
  
  一方面,“大一统” 的忠君思想主导出版动机。《甘珠尔》“三藏圣教序”就明确表达了他刻印大藏经《甘珠尔》的目的:
  
  “以此功德,回向实际,庄严菩提,上报四重之恩,下拔九幽之苦。饮铜啖铁,悉孕莲池,戴角披毛,俱生极乐。仰祝皇帝万岁,太平千秋,物阜民安,河清海宴,无允(走之底)不悦、无远不来。次期祖爵绵永,家国利亨,卜世卜年,同玉岳之悠久。世子世孙,等金江之继续。五方宁谧,百姓康和。”
  
  另一方面,是对于客体的经世思想因素。其经世目的“旨在于借助这些藏族宗教领袖的影响,巩固自己在藏区的统治势力,取得藏区的民心。” 这种经世的思想,从当时木氏土司在云南西北区域范围内,经济上富甲迤西,政治上作为明王朝的“西北藩篱”,不断向四周文治武功,号令一方,连藏族都称他为“萨当汗”,并在藏文献中被称为“羌域(即纳西族地区)三赕王(丽江王)松那罗丹”而闻名于藏区,有一定的关系。因而,木增刻印大藏经《甘珠尔》时,他所进行出版活动的思想——文明交往中政治交往的意图非常突出,这在《历代噶举派活佛高僧传》中作了很详细的记载:  
  
  “六世红帽派活佛昂吾却吉旺秋,应丽江木氏土司邀请,到中甸指导新刻《甘珠尔》版,对刻板工作给予了指导,并为新刻《甘珠尔》版本作了后记……木氏土司《甘珠尔》木刻版刻成,邀请大师参加开光典礼。……第二天,召开了《甘珠尔》开光预备会。第三天举行了吉祥的开光典礼,显现出吉祥征兆白光团聚等”。
  
  这部大藏经《甘珠尔》后来被送往拉萨,其中一部分至今仍完好地珍藏于拉萨大昭寺内,每卷由缎壳装潢且用纯金带扣,用的是上好白绵纸,红字雕版刻印,分别装入54个箱柜中,成为稀世珍品 ,并向后人诉说当是纳西族与藏族文明交往的历程。
  
  其次,以《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为例。这部佛经简称《华严忏法》,共42卷,木增捐资刻印。该经卷原珍藏于云南大理崇圣寺中,木增觅得该经书后,请钱谦益作序,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捐资请苏州常熟毛晋汲古阁鸠良工雕造,凡一载成功。版藏于浙江嘉兴府楞严寺藏经阁,刊印流通。
  
  关于这部《华严忏法》的发现及刻印,相关史料均有记载。《华严忏法》卷1及卷42卷末题记曰:
  “钦褒忠义忠荩四川左布政云南丽阳佛弟子木增,同丽江府知府授参政男木懿,应袭孙木靖,暨诸子孙太学生木乔、木参,生员木宿、木櫾、木□、木木先、木极悟乐等,各卷净俸,延僧命役,敬奉《大方广佛华严经三昧忏仪》一部,共42卷61册,直达南直隶苏州府尝(常)熟县隐湖南村,笃素居士毛凤苞汲古阁中,鸠良工雕造。起于崇祯庚辰(公元1640年)孟夏,终于辛巳(公元1641年)暮春,凡一载功成。今置此版于浙江嘉兴府楞严寺藏经阁,祈流通诸四众。历劫熏修,见闻此法,永持不舍。所愿:一乘顿教,遍布人寰;三有群生,俱明性海者耳。”
  
  《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士大夫之禅悦及出家”条记“木增”曰:
  ……又尝于叶榆崇圣寺得《华严忏仪》四十二卷,延僧斋付苏州雕版,置嘉兴楞严寺,其书真伪,钱谦益序已辨之。
  
  木增捐刻此经书,由毛晋的汲古阁完成,故毛晋在给木增的《释庄义》序中也提到此事,曰:“先是公(木增)以唐一行禅师《华严忏》属予流通,俾东南缁素普被法施,得曾未有。予幸而僭笔焉。”
  
  因此,估计《华严忏仪》42卷,“手抄笔录,湮没千秋。”在元以前无刻本流传,故读彻、毛晋有“见委校雠,刻行江南”、“属予流通,俾东南缁素普被法施”之语。木增首次刻印出版该部经书,并流传于世。

 

  木增刻印佛经,其指导思想主要有三。
  
  一是崇信汉传佛教。《木氏宦谱》也说他“时而息心禅业,精通奥典,晚年阅藏,另有所悟。”在他所刻印的书中,有许多诗就流露出学佛出世的思想。这里随意拈一首《罗汉壁》,木增是这样写的:
  
  步历千盘到上头,烟霞云气袭衣裘。
  
  泉通仄径清如洗,松满悬崖翠欲流。
  
  何代比刍(需造字)当此息,斯时罗汉尚名留。
  
  吾今已觉尘缘梦,来伴山林万虑休。
  
  二是与明王朝所期待的“大一统”忠君思想相一致。木氏土司的行宫万德宫所存汉白玉碑刻,一定程度上不仅体现出木氏土司刻印出版图书的指导思想,即佛理与“大一统”忠君思想的兼容并蓄的“佛即天矣天即君矣”思想:
  
  “仁君(寿)天下安矣,天下安世官永矣,世官永边土宁矣,边土宁人民乐矣,人民乐五谷丰矣,五谷丰仁义兴矣,仁义兴礼乐作,人神和矣,人神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盛矣哉!且夫天地之视德亦从于民,子子孙孙世官此土,恒于忠孝笃于仁爱,忠君报本,育民乐道夫如是。佛天保佑,鬼神默助,加官增禄,延寿康身,随心所愿,无有不应者,而四夷欣服,万民乐仰,绵绵相继,与天地同久矣。……”
  
  另,木增所写《〈华严经〉并随疏演义钦序》也体现了这样的思想,他说:
  “所冀法宝遐被,慧吹恒扬,并两曜以常悬,等二仪而悠久。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一闻便悟,三德遽圆,尽出苦轮,齐登妙觉。宸居万寿,储殿千春,国祚灵长,民风允正,重译款塞,白神协和。金江雪岭,指带砺以同休;铜柱铁桥,镇番戎而永顺。爰题弁简用,俟知音庶展转劝持,令斯猷之不坠也。”
  
  三是受汉儒文化行孝思想的影响。木增在天启初年曾上《请颁藏典并乞寺名疏》给熹宗皇帝,请求雕版刻印大藏经,其疏曰:“奏为虔备纸工,请印佛藏,以祝圣寿,以酬母愿,以尽臣子之分,……谨因觐朝之役,敢自备纸张工价,请刷佛《大藏经》二藏,奉置二寺,朝暮诵阅,以祈我皇上景运天长地久,明德日升月恒,庶尽远臣丹悃于万一。”
  
  然而,木增上疏皇帝要雕版刻印的大藏经,熹宗皇帝却赐了一部,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曾录有“谕悉檀寺敕”,曰:
  “朕惟尔地僻在南滇,北邻西竺,崇尚佛教,自昔已然。兹以木增奏称伊母罗氏,夙好修持,捐赀建寺,护国庇民,命僧释禅虔恭护持,奉请藏经,该部议复,特允颁赐。尔等尚其益坚善念,率领合山僧众焚修,道悟边民,阐扬宗教,皇图巩固,圣化遐宣,钦哉故谕。”
  
  从木初、木泰,经木公、木高,到木增,明代纳西族思想文化的精英群体,他们虽然关卡林立,一方面“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即诏令至,亦……无得竟达。” 另一方面,通过与外界的文明交往,使他们都与出版结下不解之缘。他们不仅“世着风雅,交满天下,征文者,投诗者,购书者,以神交订盟者嘤鸣相和,声气往来,共中原之旗鼓。” 王菘在道光《云南志钞》中也说道:“丽江木氏、姚州高氏尤乐与流寓之文士交游,所作诗词颇传于世。当是时,思皇济济,誉髦峨峨,古昔狉獉之区,居然文明之域”。
  
  由此可见,出版是木氏土司手中的工具,是木氏土司对外文明交往——无论是战争交往还是文化交往——的手段,是他们彰显思想的非常有效的工具。所以,可以这么说,明代纳西族的出版史,也就是以木氏土司代表的精英群体“大一统”忠君思想史。

 

  3.出版活动及其产品是木氏土司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当时中原地区非常时尚的文化生活相适应的生活方式。
  
  明代是中国古代出版鼎盛兴旺的时期,官刻、坊刻、私刻这三种出版系统并驾齐驱,但私刻的不仅数量最多,有浩如烟海之称,而且造就了许多着名的出版家与藏书楼,如毛晋和汲古阁等。这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促成的。明代特别是其后期刻印图书成为一种时尚,士人中试,官员晋升,官场干谒、朋友酬酢,往往都要刻一种书相赠。
  
  在这样的背景下,木氏土司的出版活动、文明交往就与时俱进的成为时尚的生活方式。
  
  木氏土司很好客,与汉族文人多有交往,如木公常与永昌张禺山、蒙化左黄山相唱和,当时对他们就有“三山”之誉;与大理李中谿、谪居云南的杨升庵交往密切,关系处得相当好。李元阳称其诗“得乐府音节”,张愈光还对他的诗作了详细分析,说“集中七言律朗润清越,布骤自然;五言律森蔚纷缛,音调有节;七言绝壮峻璀玮,间发奇句;五言绝独平稳耳”。杨升庵赞扬木公的创作“辞精意婉,写意如绘,体句俱新”,并为他编订《雪山诗选》。清代学者钱潜溢的“降云楼”曾庋藏有木氏诗作原刻本,曾赞赏说“希风附响,比于长卿盛览”,认为“嘉万之间,酉阳水西诸土官靡不户诵诗书,人怀铅椠。而恕卿(即木公)实为前茅。”清朱彝尊编《明诗综》,沈德潜编《明诗别裁》,袁文典、袁对揆编《滇南诗略》,赵联元编《丽郡诗征》都辑录有木公的诗集。木增则“性耽风雅,博及群书”,曾与董其昌、陈继儒、张邦纪、付宗龙、章召鼎、唐泰等人交往,他的诗作,获他们的披览题识。特别是木增与徐霞客的生死交往、文坛韵事,不仅在《徐霞客游记》及云南地方文献中都有记载,而且名扬后世。《丽江府志略》还记载着明代有苏羽士、周岳泉画家马肖仙等人都曾丽江传播、交流文化的事迹。不仅如此,他们在进行出版活动时,“自然也可以不远万里从江苏请来写手、雕工,运来印刷用纸,在丽江刻印(图书)。但我(黄裳)总觉得不像,还是把文稿寄到苏州刻印来得方便些。云南自然也有刻工的,但比起苏州地区来,就粗率得多。在土知府看来,是不够理想的。木家祖孙的这种心理状态,就与现在有些人的看待‘洋货’相类,这是不难理解的。可以作为旁证的是,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木增条下说:‘又尝于叶榆崇圣寺得《华严忏仪》四十二卷,延僧赍付苏州雕版,置嘉兴楞严寺。’这就说明木家确曾派人到江南刻书,可知所刻必不只佛经一类。”
  
  明代的私刻在明代的出版业中技术最高,刻本质量也最好,先后出现了如毛晋这样的出版家、汲古阁这样的刻印机构,范钦这样的藏书家、天一阁这样的藏书楼。可能是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影响了木氏土司,他们建盖了被认为是刻印机构的“玉嵩书院”及藏书楼“万卷楼”,根据各代木氏土司的自身喜好,庋藏了丰富并具特色的大量图书,经、史、子、集各类要籍大体齐备。《新纂云南通志?地理考?古迹》就说:“楼中凡宋明各善本以数万卷,群书锓版亦能备其大要。”反映出纳西族地区与外界进行文明交往后所彰显的硕果,是“木氏十余代人用心积累的结果”,他们“或赴京朝贡,或到内地公干,或到江南刻书,或去请名人写序,随便采购回丽江的。”  以致于黄裳先生在云南省图书馆看到木氏的图书后不禁赞道:“可以看出木家受到汉族文士的影响之深,他的府第里也应该有着一个相当丰富的图书馆,如果保留到今天,将是不下于天一阁的一座藏书楼”。
  
  唐宋以来,云南的雕版刻印受蜀刻的影响很大,云南的刻本有很重的蜀刻风格,但是,到了明代,蜀刻已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福建的建阳、江苏的常熟等地,成为出版的重镇。就纳西族地区的出版而言,如今关于明代木氏雕版刻印的出版物,专家有不同的说法。
  
  方国瑜认为:“闻故老言,木氏自木公至木增所作诗文集十余种,及其他撰述,先后寄至常熟汲古阁毛晋家,精刻版片,运归藏于万卷楼。咸同兵燹楼毁,图籍与版片荡然无存,故木氏刻书,流传至今者甚少也。”
  
  李孝友认为,“这些木氏家刻本,由于以自身的名望为重,在镌版付印前,不仅认真厘订,精核细勘,而且选择高手书写上版,并以上好鹤庆白棉纸及佳墨精印,字体端庄秀丽,刀法圆润有力,形格疏朗,版式中的栏线雕印都很工致,在有的如诗集《玉湖游录》卷末右下角丝栏内,还镌有‘玉湖静舍’印记,说明刻印地点。这些木氏诗文集的刊本,给人的印象是纸白版新,墨浓如漆,装帧精美,勘称滇中刻本的‘白眉’。”
  
  肇予认为,明纳西族的刻本颇具蜀刻的风格。丽江“解脱林”雕版刻印的《木氏诗文集》等“与蜀本相近,大多数是左右双边,白口,无书耳,开版疏朗,字体遒劲,白纸如玉,墨浓如漆。虽遇潮湿而无漂迹,校勘精审,可与宋元浙江刻本媲美。”
  
  黄裳则认为,“这一批木氏家集无疑是要定为明嘉靖至崇祯中云南的丽江刻本的。其中有一两种写手、刀工也确是非常古拙。不过就绝大部分刻本看,可以毫不疑问地断言,这是出于最纯熟的苏州地区的写样、雕版工人之手的。例如吴曜、黄周贤这样的写手、雕工所刊印的书籍,与木氏家集所显示的正是完全一致的嘉靖中吴开版的典型风格。尤为奇怪的是,木氏家集印刷用纸是一种特制的黄皮纸,这种纸只有正德、嘉靖前后苏州地区的出版物偶有使用,如华氏、安氏的铜活字本书十九就都是用的这类纸,它与典型的云南皮纸则是完全不同的。《一氓题跋》又着录有《张愈光诗文选》,这书的嘉靖刻十卷本用的就是一种典型的云南棉纸,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说,“惟滇中纸最坚。家君宦滇,得张愈光,杨用修等集,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这里所说的云南产的皮纸的特点是极突出的。它比不上“越中”所产的白纸的细净漂亮、颜色雪白,纸色是微黄的,映光看去,没有淘净的楮木屑还往往存在,但它的坚实也不是江南的绵纸所能比拟。这部《张愈光诗文选》是曹倦圃的旧藏书,后归明善堂,八行十七字。赵维垣序。这才是典型的滇刻滇印本,与木氏家集诸种完全不同。 ”    
  
  出版活动是文明交往形式之一,由于刻印《华严忏仪》,木增与明代出版家毛晋有了密切的交往,他不仅为该部经卷写了序言,而且与木增有诗文唱酬的往来,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常熟地方水灾,毛晋的刻书资金告竭,他不得不“亟弃负郭田三百亩以充之”。在这困难的时候,木增遣使寄书,“兼致金琥珀薰陆诸异品”赠送给毛晋,并向毛晋购买汲古阁所刻的书籍,“捆载越海而去”,后来毛晋的儿子毛褒在《先府君行实》中详细记载了丽江木增遣使前来购书,解救毛晋灾后困难。毛褒最后又说“自来书行之远,乃为夷裔所慕,未有如此者也。”
  
  出版作为文明交往的载体之一,不仅推动了纳西族与中原交往的互动,促进了纳西族本身文明的发展。正如黄裳先生所说的:“这是我在云南看到过的最旧的雕版书,还为它雕印之精美而惊叹。同时也感到这是边疆与中原兄弟民族中间文化往来、融合的实证,是重要的文献资料,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文学价值”。
  
  总之,出版对于明代纳西族文明而言,体现了对精神的智能影响,帮助纳西族求取知识,并形成以人文精神为支柱的生活体系,对纳西族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对思想内心的活动与变迁进行物化,形成另一种方式的物质文明。与此同时,出版又是纳西族政治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编撰图书,学习题跋、藏章、字体、版式、刻印等方面出版的知识,木氏土司不仅积累了编辑、刻印图书的经验,而且使他们成为学有成就的滇云耆宿,纳西族的出版家。由此谱写了一曲文明交往的生动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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